在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过程中，由于资料不金、统计时间和计价标准的不一致以及不同货币相互换算准则不协调，误差与遗漏不可避免。这样人为的设置一个对应的账目加以记载，能够全面地反映一国的全部对外经济交往，并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保持平衡。既然是误差与遗漏项目，那么其数值就应该在小范围内变动。按照国际通行的经验，误差与遗漏项目与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应不超过5％，否则就存在资本外逃。通过观察可以看到从1982-1989年这8年中，误差与遗漏项正负各半，且比重较小，可以认为比较正常。从1990-1999年这10年中误差与遗漏项均为负值，且比重较大，多数年份超过5％，从2000年开始比重回落，2002年误差与遗漏项出现正值。由此可以做出初步推断，在1990-1999年间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本文选取1988-2002年这一时间段，对中国资本外逃问题进行探讨。　　分析从界定资本外逃的定义开始。国内外学者对资本外逃给出了形形色色的定义，但至今尚无一个公认的和确切的概念或定义。本文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出发，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资本外逃可以看作是国内居民为了实现资本的收益性、安全性和保密性的平衡，进行国际资产组合多样化时造成严重社会福利损失的资本外流。鉴于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中国的资本外逃可以近似的界定为未经外汇管理当局批准或者违背国内有关政策法规的资本外流。中国资本外逃的途径多种多样，其中虚报进出口货值、伪造贸易合同、单据或发票、虚报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资本外逃的三大主要途径。　　国内学者主要借鉴国际上通行的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的基本模型，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一些调整后，对我国的资本外逃额进行了测量。本文经过比较后认为杨胜刚和田冬炜2003年在《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估测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的数据比较优良。据此，从1988-2001年这14年间，我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1844.42亿美元，年均131.74亿美元。其中，1988-1998这10年间，资本外逃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1998年达到顶点。1999年开始回落，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波动性较大。　　中国发生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涉及到多个方面。本文认为，在排除了政治性因素以外，导致中国资本外逃的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基本的经济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基本的经济因素包括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高估、国内外实际利差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制度性因素包括资本管制、内外资的歧视待遇、资产安全性、高昂的金融交易成本以及政治金融风险。　　具体来讲，1998年以前财政赤字和资本外逃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1998年以后呈反向变化。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以来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比较明显，这几年的财政扩张政策主要是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非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物价反而持续下降。因此可以认为财政赤字对资本外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杨胜刚等通过动态计量模型分析进一步得出，财政赤字对资本外逃的显著性最高。　　通货膨胀率和资本外逃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除1990-1994年间呈正相关外其余年份都呈现负相关关系。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通货膨胀率对资本外逃的效应具有滞后性或者说影响资本外逃的因素是居民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真实的通货膨胀率。换一个角度，从长期来看零售物价指数（以1978年(=)100为基期）与资本外逃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前，官方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使居民产生了人民币贬值预期，而名义汇率的连续贬值不断证实了居民的贬值预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影响了投资老的信心，直接推动了国际和国内资本的大量外逃。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实际储蓄利率一直较低，国内外较大的利差必然导致国内资本产生外逃动机，同时降息也增大了汇率贬值的压力，进一步强化贬值预期，加剧资本外逃。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率波动性的影响，以及我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实际利率的变动对中国资本外逃的解释力比较小。　　一般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会降低投资风险的预期，则经济增长率下降或者经济衰退会推动资本外逃。在中国特殊的转轨时期经济增长与资本外逃正相关。　　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影响因素对中国现阶段资本外逃的影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负面影响。资本外逃加大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难度;加大了维持国际收支可持续性平衡的难度;减弱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增加了债务负担;加重了国内通货紧缩的趋势;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等。　　虽然中国的资本外逃在1998年达到高峰后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绝对规模依然很大。由此也折射出，单纯的资本管制并不能有效的防止资本外逃。更何况，实现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加入WTO后的最终的必然的制度安排。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资本外逃，必须要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