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原始语境中,关于大夫才德的“九能”说其中之一是“使能造命”,这就点出了使臣的重要性及其才德之盛。汉后,“九能”发展成文学命题,并且有将其列为后世文章之祖的论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使臣所创制的文学体势的独特性。而潇湘作为中越使臣必经之地,因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促使了使臣写就了近千首潇湘使途诗,这是使臣文学体势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目前学界就14-19世纪中越使臣诗歌中的潇湘书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梳理和作家作品研究两方面,都存在“单方深入,整体不足”的情况。实际上这近千首潇湘诗歌的内容包罗万象,表达的情感随物而迁,艺术特色鲜明。诗歌中的湘妃、屈原、渔父等一系列意象的使用也是地理环境的使然,这其中的一个有效连接点就是屈原,屈原确立了潇湘诗歌意象群的悲怨中和的主题倾向,探索其中的地域原因可得清与恶相对的山水基调、美与奇相并的传说习俗、仕与隐相合的文化底蕴。上述原因也进一步构筑了这些诗歌的艺术风格,其中突出的有潇湘地域的哀怨诗风、使臣群体的典雅诗风等,这也都是潇湘诗歌的艺术价值的体现。韵味深厚的使臣潇湘诗歌,既是潇湘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潇湘文化的补充和拓展,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时代文学的精神脉搏和一般风貌。它保存了珍稀的文献资料,再现了当时的潇湘,鲜活地反映了中越使臣在潇湘的文化活动。当然,中越使臣的潇湘书写的异同,既体现了中越文化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而不限于传统的时间维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视野,是更多地从空间维度归纳使臣潇湘诗歌的地域特征,分析使臣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原因,关注潇湘的文学文化,这不但可以多维度丰富和拓展古代文学的研究视域,也为传统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更为汉文学圈中中国文学与朝鲜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