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中国画同源且同道,本文意在以中国传统书画中的“飞白”笔法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古代造字法六书中“象形”与中国花鸟画写意传统的密切关联性。“象形”是六书之一,最早来源于图画,汉代以来文字学一直以“六书”为中心。古代文人画家如何从文字学中汲取营养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是当下值得关注的课题,我们从中可以探索中国特色的观物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记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表明仓颉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受到自然现象的启发,但却不是一味的模拟客观自然,而是在取象造字过程中同时也融入主观的感性思维。而中国画可以像书法那样既可以表达“物象之本”,也可以像南朝宋王微在《叙画》中所言“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即“形者融灵”。因此可以推测,六书中“象形”与中国花鸟画写意传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飞白书”最早出自东汉书法家蔡邕,因为它独特的形质与审美使其不仅在书法艺术发展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也逐渐成为中国画中一种独特的“飞白”笔法。元代赵孟頫题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在其石法中普遍应用了“飞白”的笔法,笔中丝丝露白、燥润相宜,而这种笔墨形态与石头的形质颇多相似。本文在书画同源的基础上,以元代赵孟頫“飞白”笔法在其绘画中（尤以石法）的应用实践,追溯“飞白书”的产生到其后转化为“飞白”笔法在中国写意花鸟画中的运用,将古老的象形字与中国花鸟画的写意传统在观物方式与表现方式两个层面进一步地深入探研并找到其中的核心关联特征——意象观,从而尝试探索中国画的意象观在当下中国画发展中如何保持民族性特质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