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不同于传统儒学的地方就在于其要求在儒家传统中开出“民主”与“科学”以求现代化。如何从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典型思考,见于牟宗三哲学中的“良知自我坎陷”说。所谓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指道德良知经过自我限制与自我否定,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有执”。自我坎陷就是执,从德性主体中转出知性主体,以便为科学民主发展提供依据。与此同时,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也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种种批评,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精神其实是浅薄的“理智一层论”和“泛自由主义”,并且需要传统的儒家道德精神去“提撕”,以救其于自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主要失误就在于把“良知”等同于“道德主体”,从而认为“知性主体”要从“道德主体”坎陷而出,并受其主宰。因此,我们可以对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进行修正：我们认为“道德主体”同样要从“良知”坎陷而出,并且与“知性主体”、“政治主体”成一“对列之局”。这就在理论层面上摆脱了“泛道德主义”的指责与批评；并且,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道统)或者说道德伦理也需要现代化,并且新儒家之“新”,应该主要在建立“新内圣”,即新的,现代的内圣之学处着眼用力。无论是认为传统儒学通过良知之自我坎陷能够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以实现现代化；还是认为传统儒学能够凭借其道德理性的精神提斯现代社会浅薄的“科学一层论”和“泛自由主义”,以救西方文化于自毁,其根本旨趣或者说指向都在于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开出一新的,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性”,与此同时,确立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而回答儒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学在现代化进程和现代社会中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对此,我们认为：儒学若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积极的作用,必须是在其依附的旧的社会体制瓦解崩溃之后才能实现；在现代化充分完成之后,儒学只能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民族精神的凝聚等方面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若要“医治”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儒学也只能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资源,而并非能直接“拯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