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以及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整体面貌。这种剧烈的社会分化也促使农村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市场社会环境下村庄整合是否还有可能?事实上,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团体中的表现,具有迥然不同的轨迹。其中,掌握生产资料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作为新兴结构型力量的出现,其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更在于其对村庄以往权力秩序的重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基于晋西南一个民富村穷的村庄短暂的整合图景,揭示新型乡村权威在村庄整合中的作用何以可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笔者以农村地方秩序中的权威问题作为切入点,运用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资料,通过对H村私营企业主协会(以下简称H村“协会”)权威生成及运作过程的分析,展现在农村社区治理中不同的权威主体互动的内在机制,从而揭示村庄整合的基础及其动力。本研究首先阐述以下问题：一、一个村级的私营企业主协会是如何形成的；二、这一民间组织如何建构其权威；三、其与村庄治理组织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将如何重构村庄权威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求各个行动者的行动逻辑与机制,由此揭示个体私营企业主导下村庄整合的路径和基础。由村的内源性、去集体化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企业的相对聚居和较成熟的内部要素市场等产业结构特征共同促生了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化。H村私营企业主协会是在协作网络的基础上,在村庄精英的推动下由H村的个体私营企业主自发成立的,兼具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行业性和乡上性的合作组织。协会从成立之初的企业间的合作组织,逐渐发展为村庄的替代性功能组织以及以维护“另一种秩序”为目的的中介服务组织。H村协会在复杂的动机下对村庄的整合,客观上并不微弱却缺乏稳固的基础。具体而言,H村协会基于声誉机制和实际需求为村庄提供公共物品、谋生机会,并且利用优势经济资源的象征作用建构其权威。H村协会的连带性吸纳功能增强了其在村庄纠纷解决中的社会功能和集体行动中的动员能力。H村协会在村庄治理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成为村庄中的替代性功能组织。从表面上看,H村协会及个体私营企业主对村庄治理制度化参与的缺失,并不影响村庄民主在形式上的推广,但H村协会的非制度化参与,即与村庄治理组织在村庄资源支配上共同实行的“权威性自治”,却极大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实质内涵。H村多元化的权威结构,并未带来村庄的善治,而是出现村庄公共权威的式微和私营化趋势。H村协会与地方政府在“民营化制度环境”进行互动,地方政府对协会实施的选择性管理为协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企业主与地方政府通过政治地位和荣誉的谋求与赋予、直接和间接的业务合作、发展私人关系等方式相互积极渗透和嵌入。协会逐渐成为以维护“另一种秩序”为目的的中介服务组织。这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横向自主性不可避免地因个体私营企业主全体的强势地位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协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加警惕”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H村协会权威的建构及运作的过程表明了传统乡村社区的自然经济及其相伴随的社区权力结构向市场经济以及相适应的社区权力结构的转变的过程。从H村昙花一现的整合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村社区基础上的经济私有化,并不一定使村庄解体,但企图通过恢复传统乡绅式的权威功能来改良现实的理想亦极为渺茫。H村协会的发展优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市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策略、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自组织程度等要素也构成社会组织发育的一般条件,这使得H村协会的发展在有限地域内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这一组织权威生成及运作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对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解释,认清乡村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为我国目前村庄整合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