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引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以来,由于规定较为原则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一直存在着实现困境。2018年《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的发布,重新定义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适用范围、权利主体范围、期间起算点等问题,其中一些规定甚至与十几年以来,实践部门对规则理解相去甚远,引发了实践中的诸多争议,因此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同案不同判、诉讼支持率较低等问题,制约着我国的建筑行业的良性发展。202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对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间、受偿主体范围等裁判规则,作出进一步的重大调整,几乎对该制度进行了重构,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尚未在实践中广泛运用,因此还未体现出给案件实际审理带来的变化,但从理论上来说,如此重大的调整势必将在未来影响我国的司法裁判。为解决上述争议,本文从分析现状为切入点,在对制度进行性充分的法理解读的基础上,以2011年到2020年间的303份案由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的裁判文书为实证数据,依照争议点的不同对案例进行分类,并以数据化的形式总结出优先受偿权实现现状,将出现的具体问题大致归为:优先权受偿期间起算点难以确定、受偿范围难以认定、行使方式有效性有争议以及主体范围不确定等问题。并针对各个具体问题进行充分研究,总结出各问题出现的原因,形成对优先受偿权的系统性研究。最后结合域外相关制度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启示,提出以下建议:1.明确优先受偿权性质为法定优先权;2.扩大受偿主体,有条件地将实际施工人纳入优先受偿权主体范围;3.引入“一次性”登记制度;4.完善催告程序的相关规定。期望能够对我国的优先受偿权制度完善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