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东汉被誉为经学的“昌明时代”和“极盛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两汉经学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展现出不同的风貌。而处在两汉之间的新莽时期堪称两汉经学发展的关键节点,历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新莽经学受政治和经学自身发展的双重作用独具特色,东汉以后的经学发展同样因这两方面原因深受新莽经学的影响。通过对新莽经学的研究,既可以揭开这一时期经学发展的神秘面纱,同时又可以藉此辐射整个两汉经学,探索两汉经学发展的规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西汉中后期逐渐兴起了一股以恢复周制为表征的复古潮流,进而引发了在礼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复古改制。此前一直在民间流传的古文经学顺势走向学术、政治舞台的中心,并由此广为人知,为以后的繁荣发展堤的伏笔。王莽作为外戚权臣,顺风借势,推波助澜,推行复古改制,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西汉自武帝以降的这股复古潮流,正是孕育新莽经学的政治背景。王莽秉政后立古文四经,对于今文经学也并未抑制,今古文经学在新莽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经学各派对于新莽政权的态度则不尽相同:有支持派,如“齐诗”“大小夏侯尚书”“公羊春秋颜氏”和古文诸派;反对派则有“鲁诗”“韩诗”“欧阳尚书”和“施氏易”等学派。经学各派对于新莽政权的不同立场,不能简单归因于他们的道德操守高下不同,而是与各派学术的特点有关。“五德终始说”产生于战国,用于解释王朝更替的基本规律。这一学说在西汉中后期发生了变化,由早期的“五行相胜说”发展为“五行相生说”。相较于“五行相胜说”,“五行相生说”更易解释由禅让产生的王朝更替,而作为新莽支持派的“小夏侯尚书”“公羊春秋”等学派正是早在新莽以前就信奉“五德终始”的“五行相生说”的。西汉中后期阴阳灾异和谶纬神学盛行,“大小夏侯尚书”“齐诗”等学派为了解释灾异、附会政治,纷纷发展了阴阳五行谶纬学说。王莽代汉的重要手段正是谶纬符命。反对新莽的学派在学术和政治上则一贯秉承“谨守”的态度,他们相信“汉德”,忠诚汉朝,反对王莽代汉。因此,经学各派对新莽持不同态度在学术上各有渊源。新莽时期今古文经学并行不悖,“齐诗”“大夏侯尚书”等今文派学者和《古文尚书》《左传》等古文学者在新朝都得到重用;为了稳固政权,王莽在复古改制中也是兼采今古文作为理论依据,并非推崇古文而抑制今文。王莽依靠谶纬符命最终代汉立新,其后更加迷信谶纬,群臣也纷纷附会。经学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刘向歆父子的《洪范五行传论》等均有附会时政而歪曲经义之嫌。通过对王莽诏书、群臣奏疏中征引五经情况的考察,也可以印证新莽时期今古文经学的发展情况和谶纬之学的盛行,同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经典的引用多有牵强附会、强经就我之弊。新莽经学是两汉经学转折的关节点,东汉初年经学的发展、今古文的合流等,都受到新莽经学的影响。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虽有王郑之争、南北之别,但由新莽开启的今古融合的经学传统并未改变,至唐朝初年,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汉注重点采纳郑玄说,特别是《诗》取毛、郑,《春秋》用左氏,更可看出新莽经学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