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东掌握公司控制权的股权结构下,公司可能进行以控股股东私利为导向的盈余管理,而我国特有的股权分置改革为控股股东实施该种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契机。在限售股解禁的背景下,控股股东利益与二级市场股价相联系,对公司经营具有控制能力的股东有动机通过正向的盈余管理向外部投资者传达更加乐观的盈利信息以实现解禁收益。如果该盈余管理行为是以控股股东利益为导向的,那么,控股股东股权性质、持股比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等股权特征差异将对公司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当控股股东试图操控公司盈余来欺瞒外部信息使用者时,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传递者的证券分析师在预测公司盈余时是否能够看穿并愿意披露公司以控股股东私利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为研究上述问题,本文以截至2012年底有控股股东限售股解禁数据的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公司存在解禁前以控股股东利益为目的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2、由于国有股东的特殊限制,在限售股解禁过程中,国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进行的盈余管理程度较低；3、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两权分离度越高,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越高,但对真实盈余管理并无显著影响；4、分析师在盈余预测中并没有反映盈余管理程度,其中应计盈余管理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是短期的,而真实盈余管理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更持久；5、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分析师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盈余预测更加悲观,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并没有显著影响；6、明星分析师在限售股解禁中的盈余管理预测与非明星分析师无显著差异,关联分析师对限售股解禁中的盈余管理预测与非关联分析师无显著差异。本文的主要贡献有：1、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衡量盈余管理,并加入了同时反映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综合指标；2、研究控股股东股权特征对限售股解禁中的盈余管理的影响,从而揭示实施盈余管理的主体是否为控股股东；3、丰富了分析师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能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