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普通民众在享受大数据技术带来的高效便捷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的风险。《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强调对于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惩罚,但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的风险并未得到消除。公权力机关在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中也存在滥用的情况,尤其是在刑事侦查领域。相较于传统的侦查措施,大数据侦查作为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的侦查措施,其对公民信息的获取往往是“无形”且“非强制性”的,再加上缺乏相应的规制措施,侦查机关在获取和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上存在着滥用的风险。我国大数据侦查尚处于发展阶段,若不对其加以程序上的规制,则可能会导致侦查机关无边界地获取和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造成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侵犯。作为大数据侦查发展较为前沿的国家和组织,美国依托于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以隐私权为核心对侦查机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予以规制,欧盟则是以个人信息权为核心,采取统一立法的形式,制定个人信息法,并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指令、法规对大数据侦查中涉及的个人数据收集、数据挖掘和数据使用行为进行规制,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规范侦查机关的行为,两者形成了规制大数据侦查的两种不同的路径。因此,基于我国大数据侦查的现状,借鉴域外国家和组织的主要做法,我国应当通过确立刑事诉讼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权、设置大数据侦查的审批机制以及对侦查机关向第三方获取数据予以规制等措施,以实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保障之间的平衡。本文除引言外,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约四万字。第一部分对大数据侦查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分析大数据侦查的主要运用类型以及大数据侦查区别于传统的侦查行为的特征。认为大数据侦查是指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收集、储存、分析、管理和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虚拟以及实体空间中的数据信息资料,收集犯罪信息,进行信息比对和分析,缉获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措施。第二部分对大数据侦查进行规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认为大数据技术运用于侦查中尚有待完善,侦查中可能存在数据的准确性风险、人种歧视等潜在的问题,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个人的信息逐渐上升至个人权利范畴,如果不对大数据侦查加以规制,会导致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的侵犯。利用大数据侦查并不是要求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取越多越好,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介入应当保持必要的限度,在刑事司法领域,尤其是刑事侦查中对大数据侦查予以规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第三部分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将大数据侦查发展较为先进的国家和组织规制大数据侦查的做法进行梳理。美国主要形成以隐私权为核心的规制路径,依托于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将大数据侦查中侦查机关滥用权力调取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纳入第四修正案的范畴。欧盟主要形成了以个人信息权为核心的规制路径,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颁布具体的法规、指令划定个人信息的范围,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将侦查机关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立法保护的范畴。第四部分总结我国现阶段在大数据侦查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借鉴美国和欧盟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认为我国应当确立刑事诉讼法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权、制定个人信息法、设置大数据侦查的审批机制以及将信息进行分类,对侦查机关向第三方获取数据的行为予以规制,以期通过以上措施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