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是“文革”以后归来的作家中很活跃的一位,本文集中讨论了张贤亮80年代发表的三部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试图从时间脉络里梳理张贤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所折射出的时代印记,在风起云涌的80年代的不同的时间里对于同一段历史书写的差别。写于80年代前期的《绿化树》中,知识分子还未完全脱去对劳动群众的崇拜与对自身价值的怀疑,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最后还是由外力介入所破坏,张贤亮还是小心翼翼地企图在赞美劳动崇拜生命力与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确认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他不再做这种努力,知识分子承受了苦难和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思考,这源于他们在根深蒂固的“士”的传统影响下具有的原罪感以及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但也正是因此,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背叛变得更加坦然,他们不用担心残酷地暴露自己内心的丑恶,它们在知识分子承担历史责任的道德高度中被消解了。《习惯死亡》一文,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那个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突然不见了,苦难轰毁了整个“意义”世界,张贤亮用对死亡的戏谑与迷恋来嘲讽曾经荒谬的政治,并在文中表达出对现实的思考与忧虑。然而随着作家身份的改变,上世纪90年代后所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丧失了80年代小说的特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逐渐被放大,苦难逐渐从整个社会所经历的创伤性回忆变成了个人发迹史中经受住的磨练与成功的证明。作家所迷恋的苦难史渐渐地不再具有社会意义,而变成了他本人不停地借以孤芳自赏的资本。随着这一改变的产生,事实上带来的是张贤亮在创作上的危机,这种危机是《青春期》、《我的菩提树》等文本在写作手法上的实验所无法掩盖和弥补的,最终带来的是作家在文坛上的边缘化与对张贤亮研究的逐渐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