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了非正式会晤,这是冷战开始以来美苏两国首脑的首次单独会晤,其最大成果就是苏联同意放弃之前向西方国家提出的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第二次柏林危机终于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得到缓解。从1953年苏联呼吁大国会谈开始,直到1959年戴维营会晤举行,这一时期美苏高层对话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通过雅尔塔体系建立的大国合作关系随着冷战的爆发而结束。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对抗不断升级,外交谈判手段被两国弃之一边,冷战局势异常紧张。斯大林去世后,美苏两国几乎同时认识到核时代的对抗终归是两种制度、两种实力的较量,从而放弃了僵硬的对抗政策,谋求和平。从1953年起,苏联开始呼吁大国之间就有争议的问题协商解决,至1955年之前,美国生恐同苏联的谈判影响西德重新武装的步伐故一再推辞。1953年6月在东德发生骚乱继而又考虑到英法要求大国谈判的情况下,美国同意开启外长会谈的大门。在1954年举行的柏林外长会议以及日内瓦外长会议上,与会国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想要缓和局势的愿望,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也在这一过程中结束。1955年初,西德武装胜利在望,美国一方面顾及盟国的团结,一方面猜疑赫鲁晓夫上台后缔结对奥和约、筹划华约建立等措施的影响,终于对各方已经呼喊两年的最高级会晤要求做出肯定回复。随之召开的日内瓦四国首脑会晤虽然没有达成任何有效协议,但与会各方通过对话,充分表达了自己在德国问题、裁军问题等方面的立场,推动了大国接触、交流的进程。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和平共处战略的力度,赫鲁晓夫积极谋求对外关系的改善,在与英国、西德、南斯拉夫等国的关系逐渐好转的同时,美苏关系却停滞不前。这个时期美国虽然拒绝高层外交,但在东西方社会文化交流活动方面却行动迅速,美苏在这一领域的沟通渠道被大大拓宽。美国此举一方面是回应苏联和平共处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是在推行对苏和平演变战略。随后1956年10月爆发的匈牙利事件与苏伊士危机将刚刚出现松动的美苏关系打入低谷,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也暂时中止。1957至1958年苏联在经济、军事力量增强的情况下,不断表达要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愿望,美国除了主动恢复两国文化交流活动外,拒绝首脑会晤,这一时期东西方对话中小有成就的核禁试谈判只局限于专家小组范围内的讨论。1958年11月,苏联突然一改和平共处姿态,在柏林问题上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撤出柏林,由此引发第二次柏林危机,冷战局势骤然紧张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美国的评估认为苏联是想要通过此举向西方施加压力以推动最高级会晤的举行,实现局势的缓和。美国一方面做着军事方面的应对,但更多的是积极探索外交渠道的解决办法。1959年美苏高层频繁接触,双方通过不间断的沟通了解到彼此的真实意图,最终艾森豪威尔作出了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决定,柏林危机也随着赫鲁晓夫访美期间戴维营会晤的举行而暂时得到缓解。总体来看,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苏高层最终对话成功经历的过程复杂而艰难。这个过程中双方既要表达缓和的愿望,又要面对多重阻力。首先,双方追求和平中的共处本身就是为了对抗而进行的手段调整,任何一方都不会在争端问题上做出根本让步；其次双方在德国问题、裁军问题、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矛盾重重,彼此的猜疑、担心、各自政府内部的不同政见以及盟国的压力都妨碍了对话的进行。美国的确有拖延、推诿缓和之嫌,同苏联相比,其谋求缓和的压力毕竟不像苏联那么迫切,而苏联的缓和政策遭到了盟友中国的抵制,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戴维营会晤的最终举行虽然让人看到了一丝缓和的曙光,但之后巴黎最高级会议的破产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时期缓和的脆弱。综上所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出现的美苏高层对话只是停留在形式的试探、开启与积累上,它的艰难更多反映出的是冷战对抗的复杂。虽然这种对话还没能在改变冷战局势上发挥根本性作用,缓和也还没有到来,但这一时期多种对话形式的积累为后来冷战的真正缓和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苏对话是两国为冷战由尖锐对抗向走向缓和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