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战争对粮食尤其是稻谷的需要,日本侵华机构于1941年成立了天津米谷统制委员会,对该地区的稻谷进行统制管理,其成员囊括了当时日本驻天津大使馆以及伪河北省政府、伪天津市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制定一系列稻谷统制政策的同时,通过日、华农场以及农事组合来种植稻谷。1943年,它又成立了天津米谷统制会,作为米谷统制委员会的执行机构,负责稻谷的实际收买工作。米谷统制会对稻谷的收买不仅在价格上违背市场规律,侵害稻农的实际利益,在收买方式上也很野蛮。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成立了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等专职机构,接收处理各类日伪资产,其中包括日伪政府征收后留存的稻谷及各类农场。在此期间,部分稻田及其附属建筑物经过审议、复核后发还给了稻农,但大部分仍然被政府把持着,通过雇用佃农耕种的方式来收取租金。内战全面爆发后,战事频发,国民党方面军粮需求大增,为适应此要求,其河北省政府成立了海河区稻谷购运处,负责统制天津县及宁河县等地区的稻谷,统制过程包括稻谷的种植、收购及运销。同时,天津市政府也试图打击粮商的囤积居奇行为,努力调控大米价格。但国民党政府的粮价政策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其手中也没有足够的存粮作为限价基础,因而其平抑粮价的举措也以失败告终。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日伪政府、国民政府的统治阶层与稻农始终处于利益的对立面,前者需要稻谷作为军粮补给军队,不断加深对稻农的掠夺;后者面对压迫尝试了各种反抗,失败后只能上缴手中仅存的稻谷,以此来确保暂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