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主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译者主体性成为了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阐释学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乔治·斯坦纳提出“阐释的运作”包括四个步骤,即将翻译过程分为“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阶段。在翻译的这四个阶段中,译者作为选择者、理解者、表达者和平衡者,译者主体性均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与此同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译者的个体性和理解的历史性。本文结合阐释学翻译理论,对翻译家耿济之的译本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耿济之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俄汉文学翻译家之一,翻译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近代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对时代背景、译者本人和译作文本的分析,我们发现耿济之在翻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和《白痴》时,采用的是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文语序和句法结构。因此,这样的译文在语言表述上带有欧化的痕迹,但是在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这种翻译策略符合耿济之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目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