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肩负着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任,要完成该项重任需要同时依靠股票价格和控制权市场来发挥作用,当涉及到公司内部的调整(重组、分离)或外部的接管时就需要通过控制权市场来进行,而这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发生控制权的转移或者是控制权范围的变更。谈到控制权转移就必不可少的要涉及到控制权转移的私有收益,冉戎、刘星(2009)指出,当大股东从公司获取适度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时,公司价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这种大股东获取适度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行为具有“激励效应”；但是如果获取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则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的价值,这种侵害行为是公司治理的对象。本文参照冉戎、刘星(2009)的研究,从属性上来区分控制权私有收益,将其区分为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和适度控制权私有收益。如果是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则其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的长远发展,与上市公司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如果是适度控制权私有收益则其具有“激励效益”,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与上市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那么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私有收益是属于超额收益还是适度收益,还有待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是在我国证券市场特定的政策环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94年恒通集团获得了棱光实业的实际控制权后,从此便拉开了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序幕,自那以后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频繁并且逐年递增。但是据相关统计发现,进行了控制权转移的我国上市公司其市场表现不尽人意,例如通过并购重组后股价狂飙的国嘉实业、首只股价突破我国股市百元大关的亿安科技以及红遍大江南北的商科利华,如今都已走下神坛。国内学者的很多研究也发现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我国上市公司短期内业绩有被操纵嫌疑,且从长期来看业绩呈整体下滑趋势。理论上控制权转移行为是控制权市场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能够对目标公司产生好的市场效果,然而这却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绩效表现不尽人意的现象。因此本文紧紧围绕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私有收益是否达到了超额状态,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这一问题而展开分析。本文首先从界定控制权转移相关概念及理论着手,为第三章的实证部分提供分析基础,在分析控制权转移的私有收益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时,以我国A股市场2004-2007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称为目标公司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选取2004-2007年发生大宗股权交易(5%以上)但是没有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组(本文称为非目标公司样本)。根据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上市公司绩效衡量方式一般分为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两种。由于本文采用的是2004-2007年时间段的样本公司,将涉及公司2003-2009年的相关数据,由于自2006年开始中国股市出现了罕见的大牛市,自2008年开始又经历了金融海啸出现了百年难遇的熊市,公司市场价值受到宏观因素严重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本文第三章实证探讨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时,仅分析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上市公司账面价值的相关关系。在账面价值的衡量上,笔者采用净资产收益率代表上市公司绩效。根据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控制权转移行为发生当年通常公司绩效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几年内却会迅速下降,因此本文中净资产收益率选取了目标公司样本控制权发生转移或者非目标公司样本进行大宗股权交易当年和后两年共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以(t,t+2)三年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计算出公司绩效,用ROE表示,并以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中ROE计算方式降低了控制权发生转移当年的效应影响,从而使得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解释变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用PBC表示,在唐宗明(2002)的计算控制权价格方法基础上稍做改进,控制权私有收益PBC=(每股股权交易价格-每股净资产*(1+过去三年ROE的加权平均值)/每股净资产*(1+过去三年ROE的加权平均值)。同时在模型中选取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自然对数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通过描述统计结果发现：控制权私有收益PBC无论是在目标公司样本组里还是非目标公司样本组里,标准差都较大,因此取中位数更能说明实际情况,PBC的中位数在目标公司样本组里是非目标公司样本组的30倍,远远高于非目标公司样本组。然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发现,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上市公司的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非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上市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可以得出,我国控制权发生转移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获取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属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正是由于控股股东从中攫取了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从而损害了公司以后的发展,使得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市场表现不尽人意；进行了大宗股权交易但是没有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获取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为适度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上市公司的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得出上述结论后,本文第四章再从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来描述目标公司样本组与非目标公司样本组各自的特征,并利用logit模型来探究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董事会构成以及董事会激励等哪些指标对控制权转移行为有显著影响以及影响方向。通过该部分的描述统计结果发现：(1)进行了大宗股权交易的我国上市公司无论是发生了控制权的转移还是没有发生控制权的转移,即目标公司和非目标公司,股权都属于高度集中型,缓解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这些公司在公司治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2)从Z指数来看,非目标公司样本组比目标公司样本组的中位数要小很多,平均数更是小出很多,说明目标公司相比非目标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比较差；同时从S指数来看,非目标公司比目标公司的中位数大,说明目标公司的前2-10名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比较差,再从Z5指数所表示的第二到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来看,也是目标公司制衡度要差；(3)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占董事人数比例、高管持股比例等指标平均值在非目标公司里比目标公司都要稍大；(4)董事会持股比例,监事会持股比例的平均值在目标公司里要大。通过Logit模型实证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度越高,尤其是前2-10名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度越大,越能够显著的不支持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获取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为动机的控制权转移行为的发生；(2)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对控制权转移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就越能更好的发挥监督作用,不支持控股股东以获取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为动机的控制权转移行为发生；(3)董事会和监事会持股比例对控制权转移的影响系数为正,整体上比较显著,说明董事会和监事会持股会损害其独立性,进而可能和控股股东一条战线,支持控股股东以获取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为动机的控制权转移行为的发生；(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人数、高管持股比例等对控制权转移的影响都不显著,但其系数符号与预期相符。影响不显著,有可能是本文样本量不够大不能够很好的说明问题或者是上市公司本身内部治理缺陷所导致的。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1)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属性角度来具体探究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私有收益是属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还是适度控制权私有收益,并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市场表现不佳是由于控股股东攫取的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损害了公司的长远发展；(2)到目前为止,我国研究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影响因素大多集中在传统的财务指标上,较少从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特征方面来研究上市公司发生控制权转移的行为,本文从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来分析其对控制权转移行为的影响以及影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