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刘震云新世纪以来发表的《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和《我叫刘跃进》四部作品为考察对象,提出它们都包含有“说话—交流”的主题,因此可以看作是系列性的作品。“说话—交流”的主题涉及到一个既带有永恒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即每个人都有着与别人进行交流沟通的精神的、心理的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需要却又常常不能得到满足,因为有很多现实的因素阻碍了人和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从“说话一交流”的主题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生存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和产生作品的时代获得一种既感性又不乏深度的认识。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讨论提出“说话—交流”主题的依据以及这一主题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及影响。笔者认为“说话”在刘震云的这批作品中都有很突出的表现,可以视之为一个阶段性的主题。本章还探讨了“说话—交流”的机制得以建立的条件以及相关的破坏性因素,并指出“说话—交流”对个体有着很实在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组织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第二章讨论“说话—交流”主题在刘震云小说创作历程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主题转向带来了哪些叙事上的变化。笔者主要从叙事动力、词语、语言、情节、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主题转向所带来的相应的叙事变化。上述两章紧扣文本,属于内部研究。第三章探讨“说话—交流”主题转向的原因、影响和局限性。主要从社会文化背景,作家与读者、图书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刘震云小说观念的改变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说话—交流”主题出现的原因,并主要从它对传统人伦关系的重构这一角度分析了其中蕴含的新意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当然也力所能及地指出了这一主题在表现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总之,本文认为刘震云的这批“说话—交流”主题小说触及了人和人之间需要畅达而有效的心灵沟通这一既永恒又现实的问题,是对当前普遍存在的人际沟通危机的一种曲折反映,尽管这些作品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但它们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仍然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