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发展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探讨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解释“中国奇迹”时，涌现出了诸多的分析范式，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竞争范式。该范式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导致了“中国奇迹”的出现。诚然，基于晋升锦标赛的地方政府竞争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而，地方政府过度竞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竞争越来越转向以大都市区为载体的竞争。大都市区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唯GDP时代”正在逐渐成为历史，地方政府合作并构建良好的治理机制对提升大都市区总体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合作、治理乃至善治成为各方追求的目标，而碎片化的地方政府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分析大都市区的政府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治理），进而探讨其对大都市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显得很有必要。在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起了一个研究大都市区治理的机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中国式分权导致了大都市区碎片化的地方政府结构，并引发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相冲突的治理危机：个体角度的理性导致集体角度的不理性。因此，探索大都市区的治理必须打破“囚徒困境”。在机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测度大都市区政府碎化的HHI指数和MPDI指数，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区政府碎化进行了初步测度，并实证考察了治理结构及其变化的“成本-收益-效率”等几种效应，包括行政成本、经济增长、经济绩效。研究发现：（1）大都市区的政府碎化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2）现阶段，我国都市区的政府碎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弱的正向关系；（3）撤县（市）设区的辖区合并对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且该类辖区合并有利于提升经济绩效。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大都市区治理的异同。通过比较研究，本文认为大都市区治理问题的源起、治理问题本身等差异导致了两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的不同。在汲取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加强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治理主体在我国大都市区治理中的作用，并指出我国大都市区治理结构的未来演变方向是：以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为主要治理手段，逐步走向集中的跳跃性制度变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