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治史范围广泛,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朱维铮师承周予同,成果丰硕,最为典型。因此,对于朱维铮经学史的研究,最能看出他的史学水准。而目前史学界对朱维铮经学史研究的研究很少,无法全面展现他的经学史研究成就。因此,本文旨在对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在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上,朱维铮师承近代经学大师周予同,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经学家”。朱维铮复旦大学毕业留校后,协助周予同编校教育部委托的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熟悉了中国史学的各类体裁取向观念和方法的演变过程。”文革期间,朱维铮重读《二十四史》、《十三经》,参加章太炎注释小组,为其治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维铮继承了周予同关于“经学已经死亡,经学史的研究应该开始”的观点。在文革后,坚持对经学史进行研究,提出了“经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经学演变中有着‘学随术变’的特征”等独特的观点。朱维铮首先对于经学史上的重要概念“儒”、“经”、“儒学”、“经学”进行了详细地区分,指出了“经”是一个变动的概念的观点。其次,朱维铮在将马克思的观点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同时,认为“封建社会”的概念不适合中国,提出了“中世纪”的概念。在“中世纪”和经学概念确定的时候,朱维铮指出了他的著名观点“经学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这一观点指出了经学在历史上被统治阶级利用在来维护统治的重要作用。统治阶级为维护不断变化的统治,不断变化经学的形态。同时,经学家为了得到高官厚禄以及实现儒家的理想,也不断变化自身对政治进行迎合,导致经学出现了汉宋两大系统、今古文等多种形态。在此基础上,朱维铮指出经学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要有也是“学随术变”的传统。但是,朱维铮也指出了学与术并不是亦步亦趋的,存在着双水分流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朱维铮也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反对学随术变。朱维铮对中国经学史研究主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他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两部著作：《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经学史十讲》。除此之外,朱维铮还编注辑校了许多著作,保留了许多重要的史料。朱维铮经学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他将文化史与思想史、西学与汉学相结合,从中西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清代经学。在经学史的研究中,朱维铮具有求真的史学意识,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反对学随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