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学是研究人类饮食文化的学问,它包含人类食生产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工艺,又包含食生活中所反映出的社会习俗、哲学思想。饮食文化所涵盖的复杂事象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饮食文化。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也伴随饮食事象的传布和流变。日中两国文化交往与联系源远流长。透过饮食文化这一普泛而又独特的视角关照两国的文化相异相通之历史演进,无疑是有利于两国人民更深入的了解,促进新时代两国文化更进一步的交流往来,并推动两国共同保护一些面临困境甚至濒临死亡的文化遗产。在研期间,笔者有幸参加过数次国际学术会议,接触到多位中外专家学者,逐渐将视线转向关注不同类型的文化学者,即侧重在学术史的研究。所从事的无非是回顾继往研究,总结各家得失。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已成为时代“显学”,日韩两国于官方、民间无不对文化承传热情高涨、着力钻研。日本和韩国学术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走向,并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的学者群体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作为汉文化源头的中国,必须尽快地、全面地、系统地了解日韩两国食学界的继往成果、现时动态、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以及未来走向,这对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览中国食学发展的四个阶段,我们注意到1940—1970年由日本学者率先作为中坚力量,几乎垄断了中国食学的研究领地。日本学者为中国食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未停止对中国食学以及中国食学界的关注。本文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日学者的食学研究进行比较。目前鲜有就中国或日本食学领域的学术史做细致系统的研究。虽已有前人对中日两国某些学者有相关的研究,但多反映于学者小传或著述评论类文字,仅仅一些实录的碎片,尚不足以对新生代的年轻后学产生放射效应。本文基于学术典型性和国际影响力,重点选取石毛直道和赵荣光两位食文化学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介绍二人的学术轨迹、主要成果和研究特点。系统比较二人的治学方法、学术视野和现实关照,并探析二人的学术交往。将各自的学术风格成因归纳为四个方面：作为学者个性之原壤的文化背景；作为研究方法之基石的学科背景；作为学术成就之支撑的社会机制；和作为学问深厚之根本的个体内因。这对于中国新生代食学研究者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文化系统作为个体行为和心理的原发土壤,其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本民族学者对于自身文化背景获得系统认知和深层理解的可能。(二)唯有立足于研究者自身掌握的学科基础,同时又善于借用跨学科的发散思维,相互补足,才有可能发挥出自身的学科优势,发覆创见。(三)当今日本社会各界已形成帮扶学术科研的良好风习,中国饮食文化学者的研究多半仍属于个体行为。(四)食学者的重大成就和影响,有赖于对学术的极大热情和对民族文化事业的自觉担当。中国是人口大国,文化积淀厚重,而民生问题始终是国之大计。我国的政府、企业、高校和个人应当共同努力,自觉承担起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文章力图以“学人”管见学术,归纳出日中两国食学研究的学术生态,用“汤锅效应”和“爆米花效应”,分别比对日中食学界的整体特点。“汤锅效应”是指跨学科研究者基于一个共同主题,进行头脑风暴式的学术探讨,促成对问题的贯通理解与释说。它涉及到由食物原料到食品加工、由饮食行为到族群心理、由饮食仪礼到国民思想的方方面面。这种共同研究的方式促发整个社会对日本饮食文化的“历史—现实—未来”综合性、持续性的思考。“汤锅效应”是日本学界生态近时代的一般特征。相对而言,中国大陆近三十年的食学研究特征,则可以用“爆米花效应”来表述。即饮食学者大多出自个人志趣进行独立分布式的研究,其中的一些显著成果,往往会引起业界同道的关注,进而启发更多人对相关问题的深化思考。由于学术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阶段性局限的原因,中国食学研究还不具备日本式的社会支撑力,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阈基本没有越出“中国”的空间。“各自为阵”的“爆米花效应”与“联合作战”的“汤锅效应”,是笔者在进行中、日两国食学研究历史过程比较时一种明显的宏观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