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人性并被当作商品对待时,客体化就发生了。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性客体化作为性别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为了了解社会文化和心理风险因素如何共同对女性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Fredrickson和Roberts在1997年提出了客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不断经历的性客体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个体内化,从而导致自我客体化。自我客体化是观察者对自我看法的内在化,其主要特征是对身体外观的监测（即身体监控）。由于社会文化对女性外形的关注,性客体化最初是作为女性的一种特定的经历提出的,但后期也有学者将客体化理论进行了扩展,运用多样的方法推广到不同的群体并扩展到更多的心理后果当中。本研究以客体化理论为框架,探讨了性少数群体歧视经历、人际性客体化经历、自我客体化指标（身体监控和身体羞耻）对同性恋群体心理健康及行为后果（包括危险性行为及面对客体化情景时预期会产生的情绪及行为反应）的影响。研究一主要在同性恋群体中对客体化理论进行了验证,在此验证过程中将性少数群体歧视经历作为同性恋群体特有的压力来源。研究发现女同性恋者比男同性恋者报告了更多的性客体化经历和性少数群体歧视经历,而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相比,在社会文化审美标准的内化、身体监控（自我客体化）、身体羞耻中的得分更高。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在心理健康水平上的得分无明显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除了社会文化审美标准的内化这一变量,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遭受的性客体化经历与身体监控（自我客体化）、身体羞耻、性少数群体歧视经历和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在同性恋男性和同性恋女性中进行路径分析,结果发现,客体化理论模型在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中同样适用,性客体化经历会引起同性恋群体的自我客体化,自我客体化通过身体羞耻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在同性恋男性中,与假设不同的是,社会审美标准的内化并没有在性客体化经验与自我客体化、身体羞耻和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一结论在同性恋女性当中也得到了验证。此外,同性恋男性的身体羞耻在性少数群体歧视经历和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在同性恋女性中并未发现这一结果。有学者发现自我客体化加剧了个体对自身身体的羞耻程度,而对身体的羞耻与更不满意的性经历、性满意度降低、性功能降低有关,因此,研究二以客体化理论为视角,探索了性客体化经历、善意性别歧视态度与同性恋群体的危险性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同性恋男性报告了更多的危险性行为,同性恋女性报告了更多的善意性别歧视态度。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男同性恋群体中,善意的性别歧视态度与社会文化审美标准的内化呈显著正相关,个体的危险性行为与性客体化经历、身体监控（自我客体化）、性少数群体歧视经历呈显著正相关;在女同性恋群体中,善意性别歧视态度与性客体化经历、社会文化审美标准的内化、身体监控（自我客体化）均呈显著正相关,个体的危险性行为与性客体化经历、社会文化审美标准的内化和性少数群体歧视经历呈显著正相关。在同性恋男性中,性客体化经历并未预测个体的善意性别歧视态度,但会通过身体监控（自我客体化）对个体的危险性行为产生影响;而善意的性别歧视态度会引起社会审美标准的内化,从而引起身体监控（自我客体化）,进而对个体的危险性行为产生影响。而在同性恋女性中性客体化经历不但可以通过身体监控（自我客体化）对个体的危险性行为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引起善意的性别歧视态度使个体将社会审美标准内化,进而通过身体监控（自我客体化）影响个体的危险性行为。研究三对个体遭遇性客体化经历之后会产生的情绪及行为反应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与非客体化情景相比,同性恋群体在面对客体化情景时预期会产生更多的愤怒情绪、厌恶情绪、羞耻情绪及排斥情绪;与同性恋女性不同,同性恋男性预期还会产生更多的自卑情绪与骄傲情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男同性恋群体中,预期的自我责备反应与其预期的愤怒情绪、厌恶情绪、羞耻情绪、自卑情绪以及排斥情绪显著相关,而预期的被动反应与预期的厌恶情绪、骄傲情绪显著相关。而在女同性恋群体中,预期的自我责备反应与其预期的愤怒情绪、羞耻情绪、自卑情绪、排斥情绪以及骄傲情绪显著相关,而预期的被动反应与上述情绪均无显著相关。研究结果还发现,在同性恋男性中,性客体化的操纵会通过预期的厌恶情绪和骄傲情绪引起个体预期的被动反应;而在同性恋女性中,性客体化的操纵会通过预期的羞耻情绪和排斥情绪引起个体预期的自我责备。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客体化理论在同性恋群体中的适用性,且不同性别的同性恋群体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模式,性客体化经历及自我客体化指标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及行为后果产生影响。此外,同性恋群体特有的歧视经历和性别歧视观念在这当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