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活动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投资效率更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衡量标准。高管能否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不仅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能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并顺利完成转型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我国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并且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会导致股票定价偏离内在价值、信息传导渠道不畅等问题,多方因素造成高级管理者容易做出非效率的投资决策,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的长期价值增长,还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总投资效率。关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高管薪酬差距或股权激励二者的某一方面,缺乏对二者纳入统一研究框架的探索,并且少有学者探究二者的交互作用。关于外部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的调节作用,前人文献大多关注外部制度环境等宏观因素而忽略了分析师关注形成的外部治理。本文选取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管薪酬内部差距和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两个角度出发,系统性地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调节下二者的关系变化,并检验了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本文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高管薪酬内部差距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呈“U”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高管薪酬内部差距能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但是过大的高管薪酬内部差距会恶化企业投资效率。（2）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同样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呈“U”型关系,并且与高管薪酬内部差距存在交互效应,股权激励削弱高管薪酬内部差距的激励作用。（3）外部治理分析师关注能够对高管薪酬内部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产生显著的治理作用,强化高管薪酬内部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面激励作用、抑制负面作用,且分析师关注度越高治理作用越明显。但是对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无显著治理作用。（4）高管薪酬激励通过影响代理成本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证实了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5）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将企业按非效率投资的种类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个样本,上述研究结论在投资不足样本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