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的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该数额达到2128亿美元,几乎是2004年文化产品贸易额的两倍。但数据表明,与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大国形象不符的是,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规模相对偏小。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可知,2017年我国文化贸易总额为971.2亿美元,仅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2.4%,这说明我国文化产品贸易缺乏规模效应。同时,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文化商品的划分界限变得日益模糊,由此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相关协定适用性理解的差异和质疑,引发更多且更加复杂的贸易争端。因此,为了扩大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同时在理论层面探究如何减少因文化距离带来的贸易摩擦,谋求文化经济利益,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将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2008-2018年间文化产品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各种类上的文化产品贸易存在优势且均为顺差状态;第二,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中具有结构失衡的特点,且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部分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第三,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地域分布不均衡,主要流向OECD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其次,为了进一步分析文化产品贸易与文化距离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利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利用中国对42个“一带一路”合作国家2008-2018年间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分别考察中国与样本国的总文化距离和五个维度上的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及其三元边际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本文对中国与42个样本国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的三元边际及其各影响因素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稳健估计。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距离作为单一整体变量时,它对文化产品贸易总量具有负面影响。而作为组合变量,其中的几个维度对文化产品贸易的三元边际具有正面影响。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的三元边际进行研究,选题较为新颖;第二,引入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建立中国对外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及三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角度较为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