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学术是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而乾嘉学术的发达，不单单是因为学者自身将其毕生精力放置于学术研究和学术著述活动中，还由于这一时期官府和官宦大臣对学术的重视、组织和资助。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研究被梁启超称为“乾嘉护法”之一的毕沅就显得较为重要。　　毕沅，乾嘉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同时亦是乾嘉时期重要的学术组织者和这一时期最慷慨的学术赞助人。他曾先后担任过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在任职之地开设幕府，招揽当时著名的学者严长明、邵晋涵、章学诚、孙星衍、钱大昕等入幕，共同探讨学术，编修史书，校勘典籍。　　对待传统文化，毕沅认为经义当宗汉儒，而著《传经表》;文字当宗许氏，而著《经典文字书》和《音同义异辩》;史学必通地理，而校《山海经》，补正《晋书地理志》，辑《晋太康三年地记》和《王隐晋书地道记》;金石()证经史，而作《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史学当重著轻考据，而著《续资治通鉴》、《史籍考》、《西安府志》、《湖北通志》、《长安志》、《礼泉县志》、《长武县志》、《直隶邠州志》、《淳化县志》、《三水县志》、《澄城县志》等。　　毕沅及其幕宾著述颇多，但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毕沅及幕宾为乾嘉学术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毕沅的“金石可证经史”思想和“史学当重著轻考据”思想。　　毕沅及其幕宾校勘古代典籍，编修史书，为乾嘉学术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校刊古代典籍的学术成就、编纂金石学的学术成就、辑佚史地著作的学术成就和史著编撰的学术成就。经毕沅及其幕宾校勘的古代典籍共有二十种之多，涉及经、史、子、集诸方面，且因其校勘时注意对版本的选择和相异之处的保存，为世人保留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对金石学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其用金石之学证经史方面，为后来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奠定基础。辑佚史地著作则进一步完善了清代的学术发展，而史著的编纂则突出了毕沅“史学当重著轻考据”的学术思想，更对当时学术界出现的考据之风是一种更正，提醒学术界当重视著述。　　毕沅及其幕宾在“金石可证经史”思想的指导下，先后编修《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和《山左金石记》，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在“史学当重著轻考据”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又先后完成两部历史学巨著——《续资治通鉴》和《史籍考》，同时，他还延请幕宾修纂了《西安府志》、《湖北通志》等诸多方志史，使学人得以更好的了解地方历史风俗。　　毕沅及幕府因先后活动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其幕宾亦因幕府的变动而有所变化。先后在其幕的有当时著名的学者严长明、邵晋涵、孙星衍、章学诚、武亿等，而受其邀共同参校其著述的还有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卢文弨等人。正是由于这种地域及人员的变化，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亦是由于这种变化，使毕沅能将不同的学人集中于自己的幕府，使他们在其幕各擅其长，各尽所能，在学术领域创造出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这些学术成就，填补了诸多学术领域的不足，为清代学术的发展和乾嘉学术的辉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