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发生的大规模民众反日运动，实际上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德观念，及民国建立后，民众近代国家观念、主权意识觉醒不断深入人心，这些对反日运动有着重大影响。事实上，此次反日运动与北京政府应对措施也密不可分。从北京政府的角度出发观察此次反日运动，可能会加深对其理解。　　综观二十一条期间的民众反日运动，它与北京政府息息相关。为增加谈判筹码，北京政府寓力量于民众运动中。但面对民众运动，北京政府也有压力下的强行取缔，且这种取缔也并非日本所言是没有约束力的外交辞令。北京政府在日本和民众势力之间踩平衡木，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技巧。如何理解北京政府在应对民众运动表现的两面性？其实，政府的立场是，它只反对超越管制的民众运动，并不反对民众运动本身。　　民众反日运动尽管受控于政府，但它也给交涉双方施加了巨大压力。中日谈判能历时三月之久，且政府最终没敢答应事关国家主权的第五号要求，与民众方面的压力不无关系。此外，日本也担心民众反日运动，始终强调要把取缔民众运动纳入交涉事项。但民众受自身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制，也难免软弱无力，加上政府对反日能量的消弭，民众对交涉结果亦难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