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多年,立法者、公众、政府等对我国的污染行业在生产活动中所带来的水土资源破坏、空气污染等生态、生活环境恶化问题充满担忧。为了有效地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各类公司规范化披露环境信息的制度和方法。在当前环境治理的情境下,公司为了应对外部制度压力需要恰当地披露环境信息,而公司高管在确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时需要权衡公司和个人利弊,并经过多方博弈后做出选择,因此环境治理问题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来说仍是一个敏感问题。本文将致力于探索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与重污染企业污染治理投资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此外,高管层可能担忧,披露过多资源消耗和环境事故等敏感信息,会使其同业竞争和社会压力倍增。由于每个公司环保战略的制定通常受制于公司高管层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意识、信号传递的意愿等。因此,本文还将检验高管任期是否对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与重污染企业治污投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峻和频发“倒逼”社会公众的环境认知和感知意识整体提高,企业采取和开展的各项环保行为更多的受到来自除股东外的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一旦企业的环境事件被媒体负面报道,投资者对企业形象的感知和评价会受损,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导致企业股价下跌。因此,本文还将检验公众参与是否对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与重污染企业治污投资关系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选取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重污染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与企业治污投资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并引入高管任期和公众参与两个调节变量,结合现有文献,构建理论模型,验证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与企业治污投资的主效应,公众参与和高管任期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深入分析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对企业治污投资的影响。本文研究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与企业治污投资存在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政府长期的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有利于企业污染情况的改善。（2）高管任期在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对企业治污投资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高管离任前的表现确实不利于企业污染治理的改善。（3）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工作是其他任何治理机制都不可替代的,公众参与能够在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对企业治污投资的影响机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高管任期和公众参与的共同调节作用对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与企业治污投资的作用关系中存在重要影响,二者的共同作用有助于政府环境监管对企业污染治理的提升。最后,结合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在构建多元治理结构和绿色治理效能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