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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两种语言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及其重要部分,而不同文化是存在着相通性和差异性的。其共性使各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而差异性却无时无刻不在给这种交流设置障碍。因此,在翻译的文化处理上便产生了同化与异化的矛盾,是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还是追求译笔的同化,一直是中外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本文着重研究文化的这两种翻译策略—同化和异化。同化指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即运用目的语文化易于接受的表达法,使译文更通俗易懂,更适合目的语的读者。异化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即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色彩以便更好地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 同化代表人物—奈达提倡功能对等,强调读者接受,即强调原文和译文读者反应的对等。他认为同化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来避免语言和文化冲突以及使跨文化交际成为有效。然而,异化的代表人物,文努提倡“反翻译”以便发展一种翻译实践与理论来突出源语文本的文化差异。 同化和异化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一直是中国翻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的翻译作品主要运用同化的方法。从那以后,翻译工作者和理论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两种翻译策略。近期,一场关于同化和异化的新讨论开始了。与以往的争论不同,此次讨论主要从跨文化角产来阐述。2002年,《中国翻译》就此问题刊登了6篇文章,这使我们可以了解关于同化和异化问题的最新趋势。同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孙致礼认为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准确并全面的表达源语文章的思想和风格。其他人,例如蔡平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应成为主要的策略。她解释说翻译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交流,引导读者更好了解源语文章。可是,他们对这两个策略的争论尽管从不同角度阐述都有其局限性。那么在选择同化和异化时,哪些才能成为主导的因素呢? 为了解导致两种不同翻译方法的决定性因素本文探讨了中国历史上晚清的同化翻译以及五四时期的异化翻译。在描述翻译理论的影响下,作者运用描述翻译理论的方法探究了同化和异化问题。与传统规范性理论不同,描写论强调对翻译的研究应该放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下进行,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各时期同化异化策略的采用与当时接受环境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结论:同化异化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