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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饮食者(restrained eater)指对体重和减肥均十分关注的慢性节食者(Herman&Polivy,1980),他们往往对自己的体重不满,进而采取节食的方式来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这类群体面对食物时的抑制控制能力通常很弱,在食物环境下会比普通个体更易唤醒强烈的进食冲动,分泌更多的唾液(Veenstra&Jong,2010),这种对食物的渴求又会导致过度进食(Hofmann,Adriaanse,Vohs,&Baumeister,2014;Polivy,&Herman,2003),甚至在提醒他们不要进食任何食物的情况下(Stroebe,van Koningsbruggen,Papies,&Aarts,2013)。所以长此以往,这类人群中就区分出了不成功的瘦身者—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这一亚类群体。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具有高限制性倾向和高进食倾向(van Strien&Ouwens,2007),此类人群更容易抛弃自己的节食目标,进食大量的不健康食物;也更易发展成为饮食失调和肥胖患者(Papies&Hamstra,2010;Stice,Presnell,Shaw,&Rohde,2005),所以探究针对这类亚群体不健康进食意向的干预方案有助于帮助他们维护身心健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自我抑制控制能力的缺乏是导致个体进食大量食物的元凶之一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证明(Guerrieri et al.,2009;Nederkoorn,Jansen,Mulkens,&Jansen,2007;McCaffery et al.,2009;van den Akker,Stewart,Antoniou,Palmberg,&Jansen,2014),并且这种对食物的自我抑制过程的缺乏更可能发生在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中(Jansen,et al.,2009;Nederkoorn,Braet,Mulkens,&Jansen,2007)。最近已经有一些提高被试对不健康食物抑制控制能力的干预研究,他们大多采取两种抑制控制研究的经典范式:停止信号任务和GO/NO-GO任务进行干预,并取得了不错的干预效果(Houben,2011;Veling,Aarts,&Papies,2011,Jones,McGrath,Houben,Nederkoorn,Robinson,&Field,2014)。但是目前尚且未见有针对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这一急需干预的亚群体的抑制控制训练研究,所以该训练是否适合这一亚群体尚且不清晰;并且利用这两种范式进行干预的内在机制也鲜有学者进行探讨。之前有人采用GO/NO-GO任务进行干预训练,通过改变被试对食物的态度从而间接影响被试的不健康进食行为(Veling,Aarts,&Stroebe,2013),但是停止信号任务是否和GO/NO-GO任务具有相似的机制尚不清楚。研究1采用问卷的形式,探讨大学女生中限制性饮食的现状。结果发现,在女大学生中限制性饮食者的比例较大,约占研究总人群的1/3,并且在这些限制性饮食者中,82.30%都是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和成功或者正常被试相比,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情绪进食分数和外部进食分数的均值更大,分别为3.59和3.87,而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该值仅为2.03和3.33,这说明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具有更多不健康的进食行为。研究2在干预实验开始前一周对被试的每周零食食用频率以及对健康和不健康食物的吸引力和喜爱程度的评价进行测量,随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控制组进行为期一周的抑制控制能力训练;干预结束后的一周再次对被试的每周零食食用频率以及对健康和不健康食物的吸引力和喜爱程度的评价进行测量并让被试完成最后的食物选择任务。结果表明,相对于控制组被试,干预组被试的自我报告的周零食食用频率以及对不健康食物图片的喜爱程度和吸引力水平均显著降低。研究3在干预前后分别对被试的内隐不健康食物态度进行测量,并分析被试不健康食物内隐以及外显态度是否对干预效果有中介作用。结果发现,两组被试的在干预前后均对不健康食物存在内隐偏好;并且无论是内隐还是外显态度对干预效果都没有中介作用。结论:中国女大学生中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比例较高,约占调查总人数的29.15%;抑制控制训练(停止信号任务)显著降低了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不健康食物的选择以及不健康食物自我报告的吸引力和喜爱程度;但未改变干预组被试对不健康食物的内隐偏好,并且干预组被试对不健康食物的内隐和外显态度并没有对干预效果有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