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江三角洲掀起了打工文学热潮。处于底层的打工者为了表述自己的生存境况和宣泄自己的情感,创作了大量作品,王十月、安子、张伟明等一些打工作家用自己的个人经验表现了打工者这一群体的心声。同时打工热潮也引起了一些观察力敏锐的作家,他们开始将创作视角转向新生的打工者群体,出现了孙惠芬、刘庆邦、迟子建等一些写作民工生活题材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体现出知识分子对底层的人文关怀。　　 打工文学的创作中,无论是打工文学作家的底层书写,还是专业作家的人文关怀,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打工者出身的打工文学作家文化知识结构较差,同时由于自身的底层经验,使他们的作品中充满对自身生活经验的描写和情感诉说,以及对社会的控诉,缺少一种理性。专业作家的作品对打工者的生活给予同情,也能克服打工文学作家的缺点,理性的对待这一群体,适当的进行指责,但他们缺少底层生活经验,一些作品往往失之真实。　　 在写打工者的作家中,荆永鸣是较特别的一个。他既是专业作家,同时也具有身为外地人的特殊经历。在北京开餐馆,让他体验到远离家乡漂流在外的艰难。荆永鸣以外地人写外地人的特殊视角表现了北京城里的外地打工者。他打破了打工作家与专业作家的界限,身兼两种身份的他,与其他打工作家相比,他的小说更具有专业水准,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这一群体,同时也多了知识分子对底层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体制的文化思考；与其他书写农民工的专业作家相比,以更加平视、更加细节化的描写,向读者展现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真实的生存处境与精神世界。　　 打工热潮的初期,打工者们在城市里的生活不受人们关注,在幸苦工作的同时还要面临着城管的驱赶。荆永鸣的作品中也叙述了城市对农民工堂而遑之的遣送。渐渐的,城市接受了外来打工者的存在,甚至离不开他们,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接纳,骨子里城市还是在拒绝。荆永鸣从2000年开始创作“外地人”系列,最初的作品描写的是底层打工者们在北京城里的生存困境,生活的艰幸、被歧视的痛苦、性生活的压抑。但荆永鸣发现打工者们很容易满足,生活的艰幸不代表他们真的如表面那么悲苦,反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于是荆永鸣开始关注漂流在外的打工者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荆永鸣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城市人无法想像的另一种生存境况。打工者们带着乡村的传统性文化进入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的艰难、文化上的冲突并没有打倒他们,为了生存走出农村的打工者以他们积极、乐观的精神在城市里奋斗。他们敢于跳出原有的生活轨道,放弃原有的生活模式,创造新的生活,勇敢的走进“不欢迎”他们的城市,面对困境依然不放弃。表现漂流在外的异乡人这种坚韧不拨的精神正是荆永鸣小说的主要特点。不同于有些作品表现打工者因生活所迫而表现出来的一些病态现象,荆永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健康的,《有病》中的刘宝在证件齐全的情况下还被民警吓得躲在壁厨里,被抓出来后还尿了裤子,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改变自己的命运,依然努力在城市生活。不过多描写打工者的生存状态,而是叙说他们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通过一些细节来表现他们在生活的不易中努力生存的奋斗精神,因此,评论家林雨称他的作品是“书写站立的人”。　　 荆永鸣的作品还关注到异乡人在城市里遭受到的文化冲击。打工者多数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他们在农村里长大,身上有着善良、纯朴的传统性人格品质,进入城市后,城市的现代性文化,经济的高速发展,竞争的激烈,让他们产生了城乡二元对立的边际人格。在城市里,他们不受欢迎,城里人认为他们打乱了原有的生活秩序,让城市里拥满了人,还有偶尔出现的犯罪现象。被城市拒绝的他们也无法回归乡村,他们已接受了城市的现代性文化,“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是打工者们共同的心理状态。文化的反差让这些在城市里努力生存的打工者们找不到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农村的传统性与城市的现代性的不断碰撞,第一代农民工青春已为城市耗尽。现在大多数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使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寄予希望,大部分孩子都进入大学读书,造成了目前低岗位缺人,高岗位拥满人的现状。城市化建设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历史的必然性,但农民工大批进入城市后,农村劳动力的缺失,也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异,让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临着很多问题。　　 打工文学创作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展现出打工者渴望融入城市却被拒斥的现实尴尬,自一出现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荆永鸣的“外地人”系列小说以其特有的创作视角和独特的写作特点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本文以荆永鸣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品的创作成果以及对打工文学的贡献,从而对他的创作有基本的认识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