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以来，生育率并未达到预期的增长，除了国家未出台配套的政策福利外，女性就业比例大幅增加弱化了女性作为主要带养人的角色、家庭规模小型化降低了家庭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抚育儿童的压力与成本日益增长、祖辈带养意愿低，以及0-3岁儿童托育服务的不完善凸显了“无人带养”的矛盾等，都制约了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其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无疑是0-3岁儿童的托育服务供给问题，然而政府却未意识到0-3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不足是“二孩政策”顺利推广的制约，尤其是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而言。本文通过对现有杂乱而零碎的有限文献进行梳理，发现0-3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并非无迹可寻。建国以后，国家通过单位制积极介入公共托育服务，使其一度达到较高的覆盖率，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在托育服务领域的责任弱化、市场等主体参与到公共服务中来，公共托幼体系瓦解、公共托育机构持续萎缩。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0-3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的议题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元部门共同参与的0-3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共识。本文纵向上通过时间轴对我国0-3岁儿童公共托育的政策和服务进行梳理，为公共托育服务发展的基础提供历史经验，横向上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对各阶段的供给进行分析，来探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在0-3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中各自的责任与改革的方向，并通过对不同国家发展0-3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的经验进行比较，总结出可供未来中国发展公共托育服务借鉴的经验，为各部门共同推进公共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也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二孩政策提供相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