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依托现代计算机技术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型支付如雨后春笋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这类支付平台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借助新型支付平台而滋生的财产犯罪层出不穷,并且手段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征,给犯罪行为的评价认定工作带来困难,从而引发了司法实务中罪名认定的疑难与争议。近来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偷换二维码案在学界引起热议。从2016年至今,现实中发生的几起偷换二维码案件在司法上均以盗窃罪论处;刑法理论上却存在多种学说争议,甚至有个别学者提出“无罪说”,但更多的学者还是在盗窃罪与诈骗罪之间展开争论。在诈骗说内部存在三种不同观点,即普通诈骗说、三角诈骗说以及新型三角诈骗说;盗窃说内部也有(直接)盗窃说与盗窃罪间接正犯说的争议。“二维码案”的行为人应当受刑法评价,在此基础上将盗窃说与诈骗说的几种观点从涉案主体关系的角度分为“三角关系”与“双方关系”,“三角关系”的观点包括三角诈骗说、新型三角诈骗说以及盗窃罪间接正犯说;“双方关系”的观点包括普通诈骗说和(直接)盗窃说。基于分析可知该案主体关系属于“双方关系”。因为该案的被害人应当为商家,并且被告人替换二维码之时就已经设立了后续侵犯被害人利益的因果流程,被告人只需等待有人扫描二维码支付商品价款;顾客的付款行为是其本身与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之义务所在,且顾客不负有审查店内支付环境的义务,所以顾客的付款行为并未受到被告人干扰或诱导,从而顾客的支付行为就不需要在本案中作刑法意义的评价,所以本案的涉案主体不属于“三角关系”的脉络。纵观“三角关系”的观点,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在认定“二维码案”成立“行为人——被害人”模式的“双方关系”以及被害人为商家的基础上,本案的定性到底是针对商家的普通诈骗罪还是对商家的(直接)盗窃罪?处分行为的有无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分水岭。在犯罪形态多变的背景下,更应当结合新型支付环境下的犯罪行为,重点探讨诈骗与盗窃的关键区分点——处分行为。因而需界定处分行为的涵义和本质。认定处分行为的存在,客观上要存在占有转移,主观上必须有处分意识。有无处分意识也是判断处分行为是否存在的核心要义。在坚持处分意识必要的基础上,对处分意识的内容要作合理的限定。结合理论判断“二维码案”:商户指示顾客付款的行为并不能成立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一般认为,商户指示付款的行为不具有处分的外观;即便承认商户的指示付款行为在客观上有处分的外观,也不能认定商户有诈骗罪意义上的处分行为,因为商户根本不具有处分意识。因此,“二维码案”以(直接)盗窃罪论处较为妥当。最后在结语部分,本文从构成要件角度完整梳理了“二维案”成立盗窃罪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