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季科举社会下,状元姚勉拥有贫士、举子、官员、里居士人与科举士大夫五个不同层面的身份类型,它们各自展现了宋季科举社会与文学创作的不同内容。贫士是姚勉的基础身份,科举对其谋生取径、婚姻影响重大,是其摆脱贫士身份的途径。举子身份与其科场经历对应。姚勉经历了漫长的及第过程,此间对与科举相关的信仰或迷信活动,赴考旅费的取得,中举后的及第恩荣都有记录。二者是后三种身份及其创作形成的基础。官员身份经由科举及第取得。这种身份形态的姚勉留下了朝堂应制的公共写作与官场交际的私人写作。朝堂应制重在政治表达,科举出身、怀抱经国之志的官员姚勉自殿试《癸丑廷对》始,一直贯彻“立中道”、“奖直言”即用人听言的政治主张,并努力抓住各种机会向理宗传达,在日后的封事与轮对奏劄中,限于文体、基于时况场合,展现出不同的写作特点与立说策略。官场社交的私人写作包括官场交游的书信启劄与词作两类。书信启劄适用的交际场合与对象各有不同,写作形态也各有差异。其中奉上的启文、劄子、书信写作中,均包含不同程度的劝谏色彩,也体现了姚勉试图通过官场交际实现政治理想的诉求。词作受官场生活影响也呈现出强烈的社交特征,虽有阿谀之嫌、程式化创作之弊,但词境也因寄送对象为官员而阔大不少。里居士人是姚勉在里居乡邦期间的身份呈现。姚勉因科举、朝堂经历在乡邦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地方官保持亲密交往,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创作契机。其一方面可借为乡邦或乡邦士人所作公共建筑题记、组织题序、佛庙疏语、祭祀祝文等具有强烈公共宣传性质的作品,参与地方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也可凭私家建筑题文、墓志铭等私人请托之作引导乡邦士风。同时,科举、官场经历也极大地影响了姚勉里居期间的个人心态。一方面令其退避,另一方面又因边患背景下家国之思熔铸一炉而不得不面对朝堂。其中的出处矛盾在其随心自适的仕隐观中得到统一。科举士大夫身份在姚勉凭借科举从贫士到举子、官员转化的过程中生成。此间,由于备考必要的游学、坎坷的取解与仕途造成的屡次往返,其与广大的江湖士人群体多有接触,诗文创作也呈现出特殊的风貌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