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成功，理论界对所谓“中国模式”的研究也愈发关注。中国的金融发展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因素在货币制度中的定位与作用。中国虽然在转型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西方国家形似的货币制度，但是无论是在政府作用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中国的货币制度还是与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全面深入揭示中国货币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因素，对于深刻认识中国货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评价货币制度绩效，以及判断未来货币制度的演进趋势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此外，中国市场化转型以来的物价稳定和经济快速增长，与涉及货币计量、货币控制以及相关组织架构的货币制度的功用也是密不可分的。中国货币制度中的政府因素不容抹煞，其作用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如何更好定位政府角色，修正政府作用，提升货币制度的绩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将国家理论、寻租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融合一体的分析框架，从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衡量货币制度的绩效以及政府的收益，并借助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货币制度变迁的趋势，通过归纳和演绎，最终得出政府因素的适当定位与合理作用。全文由八章构成。　　 第1章是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意义，界定研究对象和概念，明确货币制度、货币、政府等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本文所研究的货币指的是外在货币和内在货币的集合，并且规定转型时期的起始年份为1984年。此外还确定了研究方法和假设前提，勾勒出分析框架和技术路线，并说明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第2章是理论综述，试图为全文后续的研究奠定一个全面和系统的理论基础。从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出发，建立政府与市场均衡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政府主要通过制度供给来促进市场均衡，而货币制度作为制度安排的一种，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对于货币制度中政府因素的分析有很大的局限，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现实，而金融发展理论关于货币制度中政府因素的相关论述极大的扩展了政府作用的深度和广度，选择适宜的货币制度并合理的定位政府作用，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第3章简要回顾了中国货币制度构建与发展的历史。中国的现代银行业是在外部冲击下构建而生的，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商业银行发展就难以摆脱政府的干预。虽然经历了1910年代后20年蓬勃的内生发展，但是由于没有稳定的的投资环境，商业银行资源配置功能低下。而此后战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融资需要使得中国银行体系愈发集中，并日益控制在政府手中。至1984年之前，中国实行的是政府完全控制的货币制度，以及“大一统”的银行体系，这便是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前的初始制度条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政府构建并推进了控制型的货币制度，而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强政府”传统也为政府控制货币制度提供了动机和强大的能力。中国的货币制度变迁是无法隔离和剔除政府因素的。　　 第4章在上一章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转型时期中国货币制度中的政府作用进行一般性描述。中国市场化转型之后，相对于经济领域政府退出的速度和程度，货币领域政府因素依然无处不在，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从制度结构看，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独立性，仅仅是贯彻政府经济意图的工具；商业银行体系中，国有占比依然在50％以上；由于文化传统以及金融改革的特殊战略，居民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拥有着极高的储蓄倾向，为政府控制货币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制度变迁看，中国货币制度变迁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型渐进变迁特征，一方面，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度受到政府利益得失权衡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稳定偏好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货币制度变迁又以渐变的方式推进。　　 第5章是对上一章结论的实证检验。尽管中国目前形式上存有大量的内在货币，但是实质上在资金运用方面，内在货币的投向更多体现着政府的意志，形式上的内在货币在实质上却具备了外在货币的信用内涵，在中国，大量形式上的内在货币实质上是外在货币。在对货币外生性和内生性辨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VEC模型，使用中国1996至2008年的相关季度数据所得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证明，从因果关系上看，货币变量更多地决定着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利率和物价等非货币经济变量，而非后者决定前者，验证现阶段中国货币制度是政府主导型的，而非私人主导型的。中国货币的外生性是与特殊的政府控制的货币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反映着转型时期政府主导型的投融资机制与经济结构，只要这一制度结构不发生改变，中国的货币就会具备外生性。　　 第6章对中国转型时期货币制度的政府控制进行了经济分析。政府控制货币的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从铸币税的角度看，抑制通货膨胀对于铸币税最大化，提高政府控制外在货币和内在货币的收益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转型时期，借助价格控制和利率指数化，通货膨胀大多数年份被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但是信贷规模控制并没有很好的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从金融剩余的角度看，金融剩余通过补贴的形式对于体制内产出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但是因此而导致的国有银行坏账和寻租也成为了侵蚀金融剩余的两大方式。总体来看，政府控制货币的正效应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体制内产出，而负效应则包括造成大量银行坏账和寻租。借助一个修正的国有银行信贷均衡模型分析了政府控制货币的社会福利效应，基本的判断是，政府控制货币的绩效，也就是社会福利水平，应该是低于新古典均衡状态下的社会福利水平的。通过一项基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细致的租金和税收计算，可知，政府控制货币的收益主要组成部分依然是租金，体制外税收比重很小，这也重申了政府控制的货币制度对于体制外产出支持的匮乏，这是民间金融发展迅猛的一个主要内因。政府控制的货币制度绩效存在着改进的空间。　　 第7章分析了货币制度变迁的趋势并讨论了政府因素的调整。无论从静态上还是动态上看，政府收益中税收比重都将与制度绩效存在着正向变动的关系，而租金比重则与制度绩效成反向变动关系，基于这一简单的结论，借助一个信贷市场均衡模型，对非政府控制的市场型货币制度、政府控制的计划型货币制度、政府控制的渐进转型货币制度和非政府控制的激进转型货币制度四种不同模式的货币制度进行社会福利以及政府收益分析，并着重分析了寻租对于转型货币制度福利的影响。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演化博弈模型，在不同的制度绩效假定下，推导出货币制度不同的演进趋势。尽管当前西方货币制度出现了银行国有化加强的迹象，但是中国的货币制度则到了放松政府控制的拐点，而俄罗斯的货币制度还处于加强政府控制的变迁轨迹之上。不过从长期看，货币制度中的政府因素将从内在货币控制领域大量退出，转向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操作，这也是市场型货币制度的内在要求。　　 第8章是全文结论和政策建议。在促进金融发展和实现市场均衡的过程中，任何适宜的货币制度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和定位，都将是由特定制度环境中的各类经济主体基于利益权衡的相互博弈而决定。“强政府”传统，以及控制利益，使得中国货币制度构建与演进中的政府因素无处不在，转型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是政府控制的，基于VEC模型的实证检验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经济分析说明，政府控制货币的社会福利水平，应该是低于新古典均衡状态下的社会福利水平的，政府控制的货币制度绩效存在着改进的空间。扩展的对政府作用不同的四类货币制度的绩效分析以及基于此的演化博弈分析表明，尽管当前西方货币制度出现了银行国有化加强的趋势，中国的货币制度仍然已经到了放松政府控制的拐点，而俄罗斯的货币制度则还处于加强政府控制的变迁轨迹之上。但是从长期看，货币制度中的政府因素将大幅从内在货币控制领域退出，转向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操作。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以“稳定存量，扩展增量”的方式从内在货币控制上适当退出，同时改进外在货币控制，实施遵守“承诺”的货币政策操作和审慎的金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