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呈现为一种“宗教转向”，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哈贝马斯、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伊格尔顿等，纷纷转向犹太教、基督教或其他传统宗教和神学以期从中找寻现代性甚或后现代性语境下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直面当今文化多元主义和认同政治的困境与革命主体性的危机，并试图以此重建革命的可能性与主体性的理论话语。批判理论何以会转向宗教并与之结盟，批判理论与神学之间到底有何关联？这正是迈克尔·罗威的“选择性亲和”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罗威的“选择性亲和”理论奠基于他对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等中欧犹太知识分子之解放思潮的梳理，他发现在上述批判理论家所构想的革命乌托邦中都内在地包含着犹太弥赛亚主义的维度。那么，犹太弥赛亚主义与解放的乌托邦思潮这两大文化构型之间的选择性亲和何以可能呢？在罗威看来，首先，二元性内涵、灾难性维度、新世界图景、反对权威、消解限制这五个方面的结构同源性为二者的选择性亲和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重新发现犹太教与革命的乌托邦认同构成了二者选择性亲和的路径依赖；再次，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是二者选择性亲和得以可能的文化基石与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关于卢卡奇，罗威认为宗教方面的理论支援，不仅为他弥合日益分裂的社会世界开出了药方，而且是他走向人本主义批判逻辑的隐性中介。关于布洛赫，罗威围绕“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框架指出，要想走出“乌托邦的困境”，一要诉诸弥赛亚，二要实践马克思主义，唯有实现二者的选择性亲和，才能迈向一种总体性的新生活。关于本雅明，罗威认为“木偶与侏儒”的隐喻即是其历史唯物主义与神学之选择性亲和的生动表达。罗威“选择性亲和”理论的布展在于其对拉美解放神学的分析，他在重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发掘宗教的双重性与对“韦伯命题”进行激进再解读的基础上指出，解放神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神学的选择性亲和：一方面，解放的宗教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灵性支撑，如对最终救赎的坚定信仰，对不公正社会制度的道德义愤以及对革命实践的全身心投入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播重新激活了宗教的批判性、超越性与革命性之维，二者相互深化、相互激发，共同反对已经沦为宗教的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罗威的结论如下：批判理论与神学的“选择性亲和”关系为何？一方面，批判理论与神学是相互依存、相互深化、相互激发、相互融合的辩证的联盟与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异质性，其中，一方不能同化另一方，一方也不能还原为另一方，双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批判理论与神学的“选择性亲和”关系何以可能？其一，神学为批判理论提供批判支点（对现实不公的义愤，对更好生活的向往）、批判构架（犹太弥赛亚主义时间框架、基督末世论）与信仰实践基础；其二，批判理论能够激活宗教和神学的革命、反抗与解放之维（因为犹太-基督教神学有着深刻悠久的批判理论传统，对任何与上帝相违背的现象进行批判，同时，真正的批判也只能从神学中找到，崇尚恩典的神学家乃是最彻底的社会批判家）；其三，批判理论与神学有着共同的敌人——作为虚假上帝的资本主义拜物教。罗威“选择性亲和”理论的效应在于为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潮的“宗教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一，巴迪欧基于罗威的“宗教双重性”发现了“两个保罗”，特别是作为普遍主义基础的“战斗的保罗”，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革命主体的范型；其二，齐泽克继承了罗威关于“批判理论与神学联盟”的策略，明确提出“要成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经历基督徒的经验”；其三，阿甘本接受了罗威关于“历史应当由失败者书写，他们是普遍性与救赎的真正承担者”的思想，提出了他的“剩余之民”理论。罗威的“选择性亲和”理论不仅对于理解批判理论与神学的内在关联，从宗教维度挖掘批判理论的深层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立足当代重新审视宗教在后世俗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辩证地对待宗教意识形态中蕴含的正义、自由、道德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为解决当前革命的主体性危机与重建革命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路径依赖，从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开拓了实践空间，当然，这一超越性图景能否在当代世界开启一条“出埃及之路”仍有待实践和历史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