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财政与货币政策运行框架的不断完善,股票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与成熟。货币政策形成了以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为中间目标,以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利率操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财政政策逐步形成了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内的“四本账”财政框架。当应对全球重大冲击时,全球各国通常采取货币、财政政策双宽松的方式以支撑经济运行。当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时,资金可能通过各种传导途径流入股票市场,推升股市活跃度提升,成交量处于高位时,股票指数通常也表现较好。2020年,在全球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下,美国市场主要指数均创新高,中国A股市场成交额也多次突破万亿成交水平。过去不乏有文献研究货币政策对股票指数的影响,但选取股票指数作为研究对象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中国上证综合指数仅衡量沪市情况,对股市整体情况的反映不够全面;第二,在研究资金流动时,衡量资金变量的单位通常为金额,属于货币指标,而股票指数作为一个价格指标,二者的单位属性不一致;第三,指数的样本空间会不断进行调整,而中国的股指在“僵尸企业”的拖累下无法很好的反映股票市场活跃度,同时指数编制方案调整前后指数的是否具有可比性依然存疑。因此,本文选取股市成交额而非上证综合指数作为研究对象,并基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政策框架,试图研究其内在传导机制。本文首先基于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进行变量的选择,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筛选出最优变量组合,再通过建立VAR模型,先后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分析,最后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结论总结,并给予政策制定者和市场投资者建议。研究结果发现,货币政策对股市成交额的传导机制存在以下特点:（1）M1、居民存款与股市成交额三者之间可互相传导;（2）居民存款可传导至M2,M2无法传导至居民存款;（3）M2可传导至股市成交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传导机制存在以下特点:（1）M1、M2、居民存款对交易印花税与对股市成交额的传导方向基本一致;（2）M2与政府债券发行额存在同步变动关系,财政政策的宽松可通过转移支付或增加投资就业机会的方式影响居民存款与M2的规模;（3）短期,财政政策下筹集的资金可以传导并增加居民存款、M1和M2,但长期会对货币供应量造成负向冲击,这是由于财政资金会影响货币再创造的速度。财政政策对股市成交额的传导机制存在以下特点:（1）基建投资可传导至股市成交额;（2）相较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股市成交额的作用力度更小,持续期间更长。这是由于财政政策通过先作用于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再间接作用于股市成交额,因此直接作用力度较小,且由于财政支出有关项目的存续期间较长,因此其对股市成交额或对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的冲击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