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天庾正供”的漕粮本是通过水运将所征粮食运往北京、通州等地来作为国家粮食储备之用,它是清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政府为此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来保证漕运制度的正常运行。河南是有漕八省之一,肩负着每年上交二十余万石漕粮的任务,河南并非京杭大运河流经省份导致河南的漕粮缴纳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在近代中国传统非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激烈交锋的历史背景下,将宏观和微观分析视角相结合,既从宏观层面分析近代河南漕粮改折对地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又从微观层面对漕粮征收制度如何变迁,地方官吏和农民如何进行利益博弈,农民闹漕个案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博弈论、非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等,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分析近代河南漕粮改折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河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背景的改变,使得河南漕粮改折制度的实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原因。清前中期河南漕粮部分改折的原因主要是河南某些州县水运交通不便利。康熙年间河南被特准漕粮征收实行“民间折征,官为采买”即民折官办政策,后来演变成河南特有的有漕县“代替”无漕县缴纳漕粮局面。清中后期,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河南漕粮实行普遍改折征收的主因是战争和地方官吏的贪污腐败。清政府为了筹军饷对河南漕粮实行普遍改折征收,同时地方官吏以漕粮改折为契机通过对漕粮大肆浮收和勒折来谋取私利。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传统中国非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在中国传统非市场体制下产生并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指令性的河南漕粮改折制度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前中期到清晚期,清政府财政权利经历了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转变,财政制度从传统奏销制度向新式预算转变,财政收支原则从“量入为出”向“量出为入”转变,随之中央与河南省的财政关系也从“起运”与“存留”演变成了河南省对中央不再唯命是从,河南地方经费逐渐转变为相对独立的河南地方财政。民国时期政府学习西方采用现代财政体制,中央财政与河南地方财政相对独立,因连年战乱需要大量财政收入来维持中央和地方的各项开支,当局仍沿袭晚清制度对河南有漕县在征收丁银的同时继续征收漕粮,同时各种苛捐杂税与清朝相比有增无减。河南漕粮改折制度经历了从本色征收到部分改折再到全部改折的过程,并从清代的漕粮改折银改折钱转变成了民国七年（1918）后的改折银元。民国时期的河南漕粮征派方式相较于晚清时期有了一些改变,但这种改变不仅没有缓和漕粮征派参与者之间的矛盾,反而激化了他们的矛盾,使其展开了长期的利益博弈。近代河南漕粮征派的参与者主要有:地方官吏、地方绅衿和农民,他们在漕粮征收过程中表现出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地方官吏和地方绅衿利益不冲突时二者愿意互相合作,一旦利益发生冲突,二者往往又成为对立的局面。农民作为社会最底层阶级,被地方官吏和绅衿层层盘剥,忍无可忍之时会自发组织抗粮闹漕活动,清末频繁发生的抗粮闹漕事件最终反映的是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使得河南漕粮普遍折色征收,但改折效果弊大于利。在经济方面,在漕政败坏和漕利驱动下,漕粮改折导致近代河南漕粮浮收和漕粮勒折问题日益严重,河南有漕县农民为完纳漕粮要缴纳的银钱越来越多,导致农村经济萧条。在社会方面,漕税负担的加重导致近代河南闹漕案频出,农民的闹漕斗争在对地方社会秩序造成扰乱的同时,也对地方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并对社会变迁提供了有利契机,所以应该辩证地看待闹漕事件。近代河南的漕粮改折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虽然漕粮折征作为清代后期漕粮的主要征收形式和政府的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其在缓和社会矛盾、一定程度上减轻民众的负担、稳定社会秩序和确保中央财政收入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环境的关系以及漕粮改折的技术性缺陷等原因,事实上晚清乃至民国时期,漕粮改折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河南漕运制度并未有效改革造成经济凋敝和腐败蔓延,河南有漕县“代替”无漕县纳漕的特殊现象并未得到重视,同时河南闹漕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均不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秩序,最终导致统治能力的削弱。因此,对近代河南的漕粮改折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索,对促进我国财政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