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的一位文化巨人，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众多领域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丰硕成果。作为杰出的翻译家，他通晓日、德、英、俄等数国语言，笔耕一生，译著等身，茹古涵今，贯通中西。郭沫若翻译成果显著，一生中翻译作品总量达三百多万字，且翻译题材十分广泛，涉及文学、诗歌、政治、科学等诸多学科门类。学界对郭沫若翻译作品、翻译风格、翻译思想及理论均略有涉及但不够深入，对其翻译思想的成因、翻译作品的归类、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阐述与定位、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关系，以及其译作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尚缺乏整体和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对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旨在考察郭沫若翻译思想的成因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彰显其理论对其实践的阐释力，从而进一步论证其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翻译观，使人们能从中吸取对我国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的启示。对郭沫若译作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译者身份的嬗变、译者主体性、影响翻译行为的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为文学翻译提供可资借鉴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给郭沫若整体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素材。　　 本文由前言、五个章节和结语组成。　　 前言简要介绍郭沫若生平、文学翻译生涯、郭沫若翻译研究背景与现状、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考察郭沫若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积淀，狂飙时代的冲击与觉醒以及异域名家其感染与影响，分析郭沫若翻译思想的成因，得出结论认为，郭沫若成为浪漫的诗人、激情的译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背景。郭沫若从小接受母亲和私塾的严格教育和熏陶，有着良好而又扎实的诗词和中文基础;狂飙动乱的时代使之愤世嫉俗，遇事有激情却易冲动，成就了他热情奔放的浪漫气质，这些在他创作和翻译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惠特曼、歌德、泰戈尔等异域名家的作品对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使郭沫若的创作和翻译互为借鉴，相互影响。总之，中西方文明的对撞与融合，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的接受，再加上其个人的气质构成了郭沫若文学创作和翻译中充满激情与浪漫的风格。　　 第二章探讨郭沫若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创造社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翻译中连接中西文化的重要桥梁。翻译选材上，创造社成员注重选择有益于本民族文学创造和本民族文学精神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文学自身建设出发引入外国文学资源，而不仅为了“指导人生、救时弊”。对于文学翻译方法的选择，他们不推崇直译，更强调从灵感和悟性出发解读原文和原作者，通过自己的感悟创造性地再现原著的情绪、形式和风韵。　　 以各种刊物和杂志作为阵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就文学和翻译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关于翻译的论争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一是是否应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当时有人提出现在可以翻译《浮士德》、《神曲》、《哈孟雷德》等“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之价值”的著作，而另外却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这样做，认为这样做“不经济”。二是关于翻译错误的问题。梁俊青对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批评以及胡适对郁达夫《夕阳楼日记》的指摘，引起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的反击，从而引起两大文学团体在翻译上的论争。　　 创造社对郭沫若创作与翻译的影响巨大。创造社自成立以来创办了多种刊物，如前期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半月刊等，后期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这些刊物为郭沫若及其成员提供了发表翻译与创作的平台，使郭沫若有机会尽情施展他的翻译才能。创造社的十年是郭沫若一生中翻译的鼎盛时期，他大部分译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许多诗歌译作首先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刊登。同时，创造社的这些刊物也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提供了阵地，在这个阵地里，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就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进行了论争，丰富了郭沫若的翻译思想，逐步形成他的翻译理论体系。　　 第三章展现郭沫若的翻译成果，包括郭沫若翻译了哪些国家的作品，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要选择翻译这些作品。首先，笔者对他的译介活动从诗歌、小说、戏剧、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以及其他类型著作的翻译作了“全景式”扫描，勾画出他翻译实践的大致“轮廓”与整体成果;然后，对某些重要译作如《德国诗选》、《茵梦湖》等进行“特景”透视，展示其翻译的“细节”，探究其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第四章集中探讨郭沫若的翻译思想。郭沫若的翻译思想散见于他的论文、译例言、按语、序文等，涉及翻译的意义、标准、翻译态度、译者修养等方面。　　 郭沫若认为，翻译的意义在于通过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来滋养和丰富自己。文学翻译除了促进本国的创作，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同时可以为促进国际交流、消除国际间障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郭沫若视翻译为‘借石他山，以资我们攻错’的重要手段。　　 “风韵译”属于郭沫若的翻译标准范畴。从近现代到当代翻译标准的发展进程中，郭沫若的“风韵译”翻译标准起着至关重要的承传作用。这一标准对中国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郭沫若认为，“韵”当指文章的雅致，常与“神韵”、“风韵”相连，要求诗歌写得空灵，给人“悟”和“品”的空间。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意境”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有韵者必得其意境。就狭义的范畴来说，“韵”与音韵相通，指文章的一种外在形式。因而，“风韵”主要还是一种形式美学，包含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混沌与感悟。郭沫若主张风韵译，主要从美学角度要求翻译不仅通达和雅致，而且应具备形式美。在郭沫若“风韵译”提出之前的翻译理论中，很少有人专门就译文的形式和其它美学要素发表过见解，而在此之后，人们才对翻译在形式和美学上提出了要求。郭沫若在中国翻译标准的理论演进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链接作用。　　 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阐释和语言转换等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翻译的文本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预测等方面。本章重点从译者的素质、译者能动性的发挥和译者情感植入等方面进行探讨。郭沫若认为译者应具备有高度的责任感，翻译选材要慎重，同时还需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语文修养;译者能动性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以及翻译的创造性上;译者的移情强调翻译过程中要注重情感的植入，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视译作为创作。　　 第五章探讨郭沫若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章讨论郭沫若的翻译观和创作观，深入考察他从事翻译与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以《鲁拜集》和《雪莱诗选》为例，分析其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影响。　　 结论部分总结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作用和地位以及郭沫若翻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