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利有弊。一方面,产业集聚能发挥集聚“规模效应”,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有利。产业集聚区内共享的劳动力市场、知识与技术、中间品和设备可以带来成本的降低,提高企业生产的效率,优化地区的产业结构,帮助一国获得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利润,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存在环境负外部性,例如环境污染。产业集聚能带来各种资源的消耗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恶劣也直接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多个方面。为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各国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措施,但整治效果并不乐观。环境规制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能表现出激励或者抑制的效果。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保护国内的生态环境,成为各国的重要目标。提高环境规制,可能会通过产业集聚,对一国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造成影响。因此,环境规制是否会因为产业集聚水平的高低,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本文选取TIVA数据库中的48个经济体,收集其2000-2014年的数据,对基准模型在随机效应回归下和门槛回归下,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下,一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会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大小而发生改变。当产业集聚水平没有超过门槛值时,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表现不明显,环境规制此时无益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达到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发挥出较强的“规模效应”,环境规制此时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的研发投入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和制度环境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正向促进的影响。经济开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负向抑制的影响。然而,资本存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则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