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历史唯物史观指导下,以文献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整合民族史、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资料,对寻传的源与流进行细致地整理、分析、归纳,理清寻传“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的发展线索,总结寻传流变的特点,探寻今景颇、阿昌等民族与汉族及其周边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原因,揭示中国少数民族源流发展的规律。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寻传与中国古代西北的氐羌有源流关系。从中国西北甘青高原的氐羌考古文化与西南的考古文化比较可知,早在石器时代,西北的氐羌就因各种原因不断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河谷峡道向南迁徙,到达西南地区。氐羌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不断与他族交往互动、分化融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西南地区出现了以氐羌为主要来源的“昆明”和“叟”,而后被汉族史家称为“乌蛮”,到唐宋分化出“寻传蛮”“裸形蛮”等民族群体,元明清时期他们又进一步与汉族及其周边民族群体融合、分化,发展为“峨昌”“结些”“野人”,最后,被中国识别为“景颇族”和“阿昌族”等现代民族。纵观寻传源流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的发展主线。寻传在其流变、发展过程中,在其与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的交往交融中,其对自身的认识以及他者对其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清晰的过程。史籍中对寻传源流民族的记载也呈现出由略到详、由简到繁的趋势。唐宋以后西南地区地位逐渐凸显,相关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从元代开始,中原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西南各民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寻传的流变民族“峨昌”“结些”“野人”等为人们所更加清晰地了解;近代西南的边疆危机更是将久居中缅边境的景颇、阿昌等民族推向国家政治的前台,为大家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平等”的理念以及各民族经济共同繁荣的举措,充分激发了景颇族和阿昌族的民族意识,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可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推动了生活在“华夏边缘”的寻传及其源流民族自身的发展。寻传及其流变民族的自然分布区在现代民族国家没有出现之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景颇族和阿昌族才成为了跨境民族,所以现代中国的景颇族、阿昌族,缅甸的克钦族、迈达族,印度的新福族是现代国家出现之后的产物。从民族源流来看,中国的景颇族和缅甸的克钦族、印度的新福族具有相同的历史来源,是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民族,中国的阿昌族和缅甸的迈达族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