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对中国文学与对中国来说意义同样重大。前六十年战乱频仍，不仅带给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也诞生了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文学被作为一种斗争工具纳入了军事轨道。后四十年虽基本和平，但正因为战争对于中国的意义，人们陷入了对战争的怀想与抒写之中。因此战争文学笼罩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国文学无论是在内容、形式、观念，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战争文学尤其如此。一批未参加过战争的青年作家加入到战争小说的写作中来，描写他们心目中的战争，使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由于战争素来被当作男性的专利，被当作英雄成长的场所，因此战争文学被认为是男性的阳刚的文学。而女性不仅是战争灾乱的最大承受者，而且一直被历史上的战争文学抒写为战争的直接起源，因此战争与女性也牵扯不断，战争文学也出现在女性的笔下，只是与男性笔下的战争文学呈现出极明显的差异。显然，这种差异是由于性别差异引起的。那些未参加过战争的作家的小说，由于较少受实际战争的局限，具有更强烈的主观性，能更鲜明地反映出作家的历史观、审美观和性别观。因此对于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两性战争小说的比较，能有效地考查两性差异，考查女性意识的发展，考查男性意识中女性观念的进展与停滞，进而考查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变迁。　　本文就是从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战争小说的研究中，主要从写作动因、战争史观、人物塑造、审美风格四个方面对两性战争小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首先，本文从两性作家战争小说创作数量上的巨大差异出发，考查了两性作家战争小说的写作动因。由于战争作为权力秩序的更迭，无法改变男性父权专制社会的性质，也无法改变女性被统治被压迫的悲剧命运，因此两性作家在国家民族认同、历史主体认同和自我认同需求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其次，本文通过对战争史观异同的比较考查了性别差异。两性作家共同改写了“战争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回到了民间写作上来。但男性作家却又将战争叙述成“为美女海伦而战”的古老模式，将女性物化，女性作家对此并不苟同，认为女性作为一个主体的人，不可能是战争的起源。男性作家将战争的意义归宿于国家民族话语，而女性作家因国家民族话语无法提供给女性有效保护，因此全面否定了战争。再次，本文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的比较考查了性别差异。在男性作家笔下，“英雄+美人”结构模式再次出现，男性通过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成长为英雄，而女性形象都变成对英雄进行肯定的“美人”，被欲望化、刻板化、功能化、符号化。而在女性作家那里，那些依靠杀戮与暴力成长起来的英雄却被解构了，而女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与个性的形象却树立起来了。最后，本文通过对审美风格差异的比较考查了性别差异。男性作家往往沉迷于英雄诞生与成长的种种激动人心的过程，战争小说常常成为一曲英雄诞生与成长的正剧，而女性作家却直面战争中女性面对着“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的困境，战争小说常常成为一曲女性命运的悲剧。男性作家的语言高亢昂扬，饱含着内在的情感张力，而女性作家的语言沉静委婉，充盈着一种苍凉的感伤情调。　　总之，两性战争小说中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差异，这正表明了女性一直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历史，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女性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用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无声的反抗;而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男性作家的女性观有所进展，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出男性中心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