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9年周作人的《安乐王子》发表以来,王尔德和他的童话便走进中国。但是,他的这篇“古文版的新式文学”受到了冷遇,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巴金译本问世后却颇受欢迎,一版再版。他们二者的译本是分别结集在《域外小说集》和《快乐王子集》里发表的,因而要从两部小说集着眼。本文将从他们二者不同的读者反响入手,通过分析其译法上的不同及其翻译思想上的差异,结合两位译者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其产生迥然不同读者反响的原因。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著名童话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的总体情况。王尔德童话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响,其优美的奇幻故事吸引了小读者,而它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却引起了无数学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尽管有一些消极的批评存在,其不朽的文学价值始终是无法抹杀的。翻译是文学传播的最佳途径,因而国内出现了其中文译本,同时也有相关评论出现。周作人是最早将它介绍到中国来的,早在1909年,他就将其列入了兄弟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没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因而这篇宝贵的童话也就随之湮没无闻了。1922年,穆木天将王尔德童话中的五篇译介过来,并结集出版,一时非常畅销,然而由于穆木天后来在文学史上的“失踪”,他的译本现在已经失传。1947年,巴金尝试重新翻译王尔德童话(九篇),虽是出于“试译”和“学习”,巴金的译本却以其独有的通俗易懂和优美流畅获得了巨大成功。鉴于周作人和巴金译本所引起的截然不同的反响,本文将着重探讨其差异的原因。首先大致介绍一下他们两人译介的各自社会文化背景,包括各自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变革等。其次从读者反响入手,分析他们各自译本的特点与读者的关系。然后回到原著和原作者,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对王尔德的不同诠释和理解。不同的翻译观念决定不同的翻译实践,因而本文最后分析了周作人和巴金二者不同的翻译观念。翻译观念不同于翻译技巧,因而不可将其仅局限于直译与意译的藩篱,而是应该从他们各自的翻译实践出发,对照他们从各自的实践中总结出的实际感受和经验。本文创新点在于：通过译文分析和不同反响的对比,一方面是为了突出读者的作用,他们作为接受者,积极地参予文本的重构,因而在翻译中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在肯定巴金译本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周作人译本的开创之功和独特文学价值,尽管这些价值在当时并未实现,我们也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其进行客观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