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可维茨(Markowitz)的市场组合理论(MPT)为标志的现代金融学自建立以来至今，贯穿金融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理性投资者假设是否符合实际、投资者预期是否一致、影响资产收益的主要因素等。每一次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都伴随着金融学的重大突破。CAPM揭示了资产收益的决定性因素为系统性风险；APT揭示了资产收益的决定性因素是多样性的，打破了但以风险定价因子的局限；CCAPM揭示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还会受到消费的影响，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虽然每一个模型的问世都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研究框架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刻画更加贴近现实，但是这些模型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理性投资者”和“共同期望”的假设往往与实际相去甚远。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现代金融学的框架下存在着众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波动性之谜(Campbell，1999)、股权溢价之谜(Campbell和Cochrane，1999)等。对于这些金融学的谜团我们统称为“金融异象”。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在现代金融学的研究框架下试图解释金融异象是极其困难的。这就使得研究者开始打破现代金融学的假设条件，在更加贴切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假设下建立新的研究框架来解释金融异象。通过研究，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和“异质信念”开始纳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尝试着将投资者心理因素加入到资产定价体系中，将现代金融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建立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框架。行为金融学研究框架的建立是金融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出现使得在原有的现代金融学框架下的经典结论被改变，其对金融异象的解释能力也证明了这一研究框架更加具有解释能力。　　 在行为金融学中，通过研究投资者心理因素来解释资产定价谜团的模型为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模型包括BSV模型、BHS模型、HS模型和DHS模型。基于这些模型，学者建立了各种全新的实证模型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和定价行为。这些实证模型的共同特点是考虑了在套利限制和投资者心理偏差存在的证券市场中对资产收益或资产价格的影响。　　 虽然这些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研究的对象都是西方发达金融市场，以中国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见。　　 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与西方发达金融市场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制度设定，这一独特的特征使得中国资本市场成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绝佳对象。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或曾经存在股权分置、市场透明度、融资悖论和投机性并购等制度和交易行为特征，使得非理性投资行为和异质信念在中国投资者中普遍存在。这一特征使得以行为金融学为理论框架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研究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本文研究了异质信念对中国资本市场股票收益和价格的影响。对现有的基于现代金融学理性投资者和共同期望假设下的研究进行了新的解释，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已有的研究。这主要包括IPO和并购事件对证券收益的影响。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预期产生分歧，由于信息传递的缓慢和对相同信息的不同理解，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使得时间窗内证券收益体现出正的异常收益，这一解释提供了不同于“协同效应”的行为金融学视角。　　 本文还研究了非理性行为对中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和收益的影响。我们构造了心理关口检验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同时选择了宏观层面的上证综指和微观层面的单一权证市场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心理关口模型，我们发现中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存在着由于投资者心理偏差而导致的心理关口现象。这一结论打破了原有研究的框架，得到了中国资本市场中非理性投资行为存在的有力证据。　　 本文在心理关口模型之后，还通过研究投机氛围浓重的权证市场的研究，设计了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对权证定价的影响。这一模型与BS等权证定价模型分别是基于行为金融和现代金融的不同研究框架下的定价理论。通过该模型，我们发现权证市场中权证价格偏离BS模型的定价结果表现出“常态”，这也就说明BS模型无法解释权证的价格。而通过我们的基于行为金融的模型，却可以很好的解释权证价格的运行。　　 最后，本文还以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框架分析了次贷危机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基于现代金融的研究框架，对于次贷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但是以行为金融的框架对次贷危机进行分析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通过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有效的解释了次贷危机的整个发展过程，并且提出了有利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