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为“埃塞”)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非洲大国。在20世纪，埃塞的政体经历了从君主制到一党共和制，又从一党共和制到多党共和制的变革。在国家结构形式方面，埃塞先后两次采用联邦制。导致联邦制的因素很多，其中民族因素最为关键。埃塞的民族问题主要有哪些？埃塞政府如何通过推行联邦制来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埃塞联邦制的效果如何？本文尝试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　　 埃塞联邦制的演变先后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52年到1962年。这是埃塞联邦制的肇始阶段。第一章对此作了重点论述。塞拉西皇帝推行联邦制并非本意，而是迫于国际压力和联合国1950年的决议，为了“统一”厄立特里亚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在联邦制框架下，埃塞领土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皇权下的联邦制带有浓厚的封建集权色彩。塞拉西在1962年结束与厄立特里亚的联邦关系，将厄立特里亚并为埃塞的一个省。第二个时期从1962年到1991年。这是埃塞联邦制缺失的阶段。塞拉西取消与厄立特里亚的联邦后，政局更加动荡，他于1974年被推翻。随后上台的军政权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以“革命”的姿态荡涤封建残余。在国家体制方面，军政权坚持单一制，并对厄立特里亚的民族武装进行坚决打击。军政权下的埃塞国民经济亦无起色，埃塞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第三个时期从1991年至今。这是埃塞联邦制的再生阶段，也是埃塞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1991年，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埃革阵掌权。1991～1994年为长达四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间，原属埃塞的厄立特里亚地区独立。1994年埃塞新宪法出台，确立了埃塞的联邦体制。1995年8月，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州)分权体系初步建立，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步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　　 第二章就新联邦制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埃塞新联邦制与塞拉西时代的联邦制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是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聚合型联邦。埃塞联邦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可以自由分离。在联邦制的推进过程中，埃塞联邦制体现出“半威权性质”。　　 埃塞有复杂的民族问题，而联邦制提供了较好的解决之道。第三章提供了奥罗莫族、索马里族、阿法尔族和锡达马族的个案，指出民族因素是推动联邦制建立的最大促进因素，而联邦制对民族问题的解决亦有相当贡献。　　 第四章评述了埃塞联邦制的成效与局限。经过14年的发展，联邦制取得的成效其多，例如国家发展稳定，民主化进程得以推进，民族矛盾在联邦制下得到缓和，民族一体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快速恢复，难民问题得到改善等。联邦制存在不足之处亦属正常，在理论架构和实际运作中都有尚待改善之处。　　 在结论部分，作者对埃塞联邦制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埃塞联邦制可以概括为三大特征：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联邦制；联邦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有自由分离权；具有“半威权”性质的联邦制。这种联邦制是合乎国情、具有政治智慧的制度，自身有相当的活力，并对国家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埃塞的联邦制带有威权主义色彩，作者用“半威权主义”来概括这种特色。这种体制下的联邦制与发达国家的联邦制显然不同。联邦制没有固定模式，不宜片面以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结构和联邦模式为比照对象。埃塞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说明联邦制的实践卓有成效，联邦制的选择已经不容更改。埃塞联邦迫切需要的是加强民族一体化建设，同时要防止地方民族主义的破坏。目前看来，联邦制有利于民族一体化的推进而不会导致国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