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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的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大力推进，伴随而来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的迅猛增长，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因此，在推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减少和降低由于工业化进程推进所带来的碳排放成为我国现在面临的重大挑战。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大都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其工业化进程也领先于其他省份，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分析不同工业化阶段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差异，能对其他城市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的碳减排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本文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是对上海市工业化阶段的划分，主要采用钱纳里模型，并参照国际上划分工业化阶段的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得出上海市1995年-2003年属于工业化后期，2004年-至今属于后工业化时期，并利用chow检验对上述结论进行证实。然后根据划分出的工业化阶段，分析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并找出对碳排放影响最大的因素，在分析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利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结合上海市1995-2013年相关数据，以人口规模、人均GDP、产业结构（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城市化率、能源消耗强度、能源消费结构7个指标来分析不同工业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模型拟合数据结果显示：在上海市工业化后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按其影响程度的大小排序依次为：能源消费结构(-0.2481)，人口规模(0.2435)，城市化率(0.2171)，人均GDP(0.1803)，能源消耗强度(-0.1114)，二产比重(0.0453)，三产比重（-0.0255）；在上海市后工业化时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按其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能源消耗强度（-0.2253）、人口规模（0.2250）、人均GDP（0.2058）、城市化率（0.2000）、三产比重（0.0664）、能源消费结构（0.0303）、二产比重（-0.0281）。在工业化后期，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说明代表能源结构的煤炭所占能源比重的降低不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应加大清洁能源的占比，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而在后工业化阶段，随着低碳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因素逐渐成为碳排放量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在这个阶段应加大科技进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对比两个阶段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量的正负向影响的差异可以发现：二产比重对碳排放量影响由工业化后期的正向拉动作用转变为后工业化时期的反向抑制作用，而三产比重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由工业化后期的反向抑制作用转变为后工业化时期的正向拉动作用，说明能源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在整个工业化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是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城市化率和人均GDP仍为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综上所述，在工业化后期阶段，主要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开发清洁能源；而在后工业化时期，应大力推广低碳技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来降低能源强度，同时要加大清洁能源的占比，优化能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