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GFR-α<,1>在PD大鼠黑质、纹状体、脑室管膜下区、嘴侧迁移流、嗅球、海马区的表达及其这些区域之间是否存在潜在联系?从而进一步探讨PD时GFR-α<,1>和GDNF对受损细胞的营养支持和保护作用，以及对NSCs增殖分化的影响和神经前体细胞迁移的重要性。将为进一步研究神经损伤和再生微环境的改变和重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为GDNF临床治疗PD提供理论和形态学依据。 方法： 1、健康SD大鼠(200～250g)，随机分为正常组4只，假手术组4只，完全损伤组4只和部分损伤组16只(又分为4 d、1wk、2wk、4wk四个组，每组4只)。分别向完全损伤组和部分损伤组大鼠左侧黑质致密部、中脑腹侧被盖区和尾壳核内注射6-OHDA建立完全损伤PD模型和部分损伤PD模型。 2、采用GFR-α<,1>、TH免疫酶组织化学染色，观察GFR-α<,1>、TH在不同组别大鼠黑质、纹状体区的表达。 3、用5-溴脱氧尿嘧啶(BrdU)标记增殖细胞的方法，通过BrdU、GFR-α<,1>、BrdU/GFR-α<,1>免疫酶组化单标和双标方法，对不同组别大鼠的脑室管膜下区BrdU及GFR-α<,1>的表达进行观察。 4、通过GFR-α<,1>免疫酶组织化学染色，对GFR-α<,1>在不同组别大鼠嘴侧迁移流、嗅球、海马的表达进行分析。 5、并用逆转录扩增(RT-PCR)后行半定量的方法，比较研究不同组别大鼠的GFR-α<,1>mRNA在脑室管膜下区、嗅球、海马的表达。 结果： 1、随受损时程的变化，黑质区伤侧TH阳性细胞和纹状体伤侧TH阳性纤维，逐渐变得少而稀疏，完全损伤组表现尤为明显。但部分损伤组4wk时黑质伤侧TH阳性细胞数较正常组略有升高；健侧两区变化的特点主要在于黑质TH阳性细胞数仅1wk组明显降低，而纹状体TH阳性纤维密度在4wk时才表现出增多趋势。部分损伤组黑质区、纹状体伤侧GFR-α<,1>阳性细胞数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1wk时均低于正常组、4d组和2wk组，但高于4wk组；而黑质区健侧1wk时阳性细胞数均低于其它组别，纹状体健侧所有组别阳性细胞数则明显减少。且黑质区GFR-α<,1>阳性细胞数4d、1wk时伤侧多于健侧，而2wk、4wk时健侧多于伤侧；但在完全损伤组中，伤侧GFR-α<,1>阳性细胞数与健侧相比无明显差异。 2、部分损伤组脑室管膜下区伤侧BrdU阳性细胞数(除4d组外)变化趋势与黑质区伤侧TH阳性细胞数的变化趋势也基本相似。GFR-α<,1>的表达在部分损伤组伤侧1wk时显著减少，且低于正常组；其它时间点则均高于正常组。GFlR-α<,1>/BrdU双标阳性细胞数的变化规律相似于GFR-α<,1>的表达变化。 3、部分损伤组伤侧嘴侧迁移流的嘴侧、尾侧GFR-α<,1>阳性细胞数均明显高于正常组，但1wk时阳性细胞数明显较少；同时，两者之间表现出协同性变化。嗅球伤侧GFR-α<,1>的表达变化相似于伤侧嘴侧迁移流的尾侧。 4、部分损伤组海马区GFR-α<,1>的表达变化主要是伤侧2wk时明显低于正常组，且形态学差异主要表现在海马颗粒下区的分布密度。 5、部分损伤组脑室管膜下区、嘴侧迁移流、嗅球、海马区健侧GFR-α<,1>的表达，与正常组比较，随受损时程的推移也呈现山增多或减少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与伤侧比较，相对较小。 6、与正常组比较，完全损伤组脑室管膜下区、嘴侧迁移流、海马区两侧GFR-α<,1>的表达及其脑室管膜下区两侧BrdU、GFR-α<,1>／Brdl．J阳性细胞均明显高于正常组，但嗅球受之影响较小。同样，伤侧GFR-α<,1>的表达均略高于健侧。 结论： 1、6-OHDA单侧黑质、纹状体注射建立的部分损伤和完全损伤PD模型不仅伤侧黑质区TH阳性细胞、纹状体TH阳性纤维及其GFR-α<,1>的表达发生变化，而且健侧也受影响。在部分损伤组黑质区，时间点不同，GFR-α<,1>的表达也不同，不仅提示GFR-α<,1>参与DA能神经元自身损伤与修复的微环境调节；同时还说明了伤侧的保护机制先于健侧的保护机制作用；而在完全损伤组中，两侧的保护机制同时增强。 2、与正常组比较，部分损伤和完全损伤PD模型GFR-α<,1>a的表达在脑室管膜下区、嘴侧迁移流、嗅球的伤侧、健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尤为伤侧显著。提示PD大鼠能通过上述功能区域GFR-α<,1>代偿性表达，调节对GDNF反应性，尽可能形成适宜脑内受损部位细胞营养、修复、再生及其神经细胞有序迁移的微环境，缓解受损细胞凋亡。GFR-α<,1>和GDNF在PD及其神经变性疾病损伤修复中有重要的意义。 3、部分损伤一周时，GFR-α<,1>表达在黑质、脑室管膜下区、嘴侧迁移流、嗅球的伤侧都明显低于其它时间点。可为进一步研究神经损伤和再生微环境的改变和重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4、在部分损伤组中，PD大鼠脑室管膜下区自体激发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的能力优于海马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