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蒂姆和梅森的著作《语篇与译者》中,作者提出了关于交际,语用和符号的三个语境维度的论述。“交际维度”是用语域分析的方法重建语篇的情境,但并不充分。因此作者提出了“语用维度”的概念,即通过语用分析来衡量“以言行事”的能力。然而“符号维度”的互动性进一步加深了对语用行为的解读,并且将语篇给出的信息定位于一个符合特定文化的全面的符号价值系统中。正是对语篇结构的全面认识,包括交际性交易,语用行为和符号互动,才使译者能够准确地将原语的整体移植到目标语的译本中结合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理论,本文建立了一个全面的评价体系来衡量语篇修辞目的在翻译中的实现。哈蒂姆和梅森试图解释译者应该如何处理复杂的语篇关系,其中关于语篇修辞目的见解在翻译过程当中值得注意,即文本的交际性,语用性和符号性的三个维度。从译者的角度,文本的交际性、语用性和符号性的多维度将译者放在了翻译这一交际活动的中心位置,并且文本的三个维度可看作为分析翻译活动的原则。首先,考虑到语篇的不同的话语范围,翻译并不是一一对等；译者面临的挑战是将语篇看作是文化传递的媒介,从语言使用和使用者的两方面传递语篇交际性交易的适当效果。其次,语篇的语用方面对于各个领域的翻译都十分重要,意味着保留实现某一目标的等值含义,其中包括言语行为,合作原则等。符号维度中的互文性或者文本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保证语篇作为符号的对等性。本文通过对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红楼梦》两译本的比较分析得出语篇修辞目的的三个维度在两译本中的实现存在类似和不同。交际性交易的修辞目的在形式和内容上能基本得到实现,但一些特定社会文化方面,如《红楼梦》当中的地方方言的翻译却很难实现,但是一些补偿性方法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功能对等。语用行为的翻译相对很难实现,因为语言的言外之力反映的是语言符号和他们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涵盖从不同文化到社会实践中的交际原则等多方面的问题。第三,文本的符号间互动主要反映在互文性的符号状态。此类修辞目的通常可以实现,但是文化负载下的互文照应和原语文本的一些特征会导致不可译,并且语言和美学上的修辞目的也会在翻译中缺失。将上述三类评价原则运用到两译本中,可以发现一般而言,霍克斯的译本多采用交际翻译,而杨宪益夫妇多采用语义翻译。两译本均表现出纯熟的语言表达和美学造诣,但是由于上述分析的不可译性导致了修辞目的在翻译中实现程度的不同。语篇修辞目的是否实现或者多大程度上实现是与译者所采用的翻译方法紧密关联的。本文关于语篇的三个维度的分析希望能够给翻译理论、实践和评析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