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地球村和万维网时代,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与日俱增,英汉文学翻译活动日益兴盛,翻译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在翻译研究领域,学者们采用多学科的角度对英汉文学翻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大大地增深了对它的认识。然而,目前在英汉文学翻译实践中,在策略的运用上仍存在一些片面认识;在英汉文学翻译研究中,学者们经常脱离具体环境因素孤立地探讨策略的优劣取舍问题。可见,目前对英汉文学翻译策略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综合探讨,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又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本文以贾正传的翻译辩证系统观为指导,以伊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以及图里的描写翻译学理论、列费维尔的操纵论、弗米尔的目的论等当代翻译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张谷若和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译本为实例,采用理论与实证、演绎与归纳、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英汉文学翻译的策略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综合的探讨。根据翻译辩证系统观获知,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人类语言、艺术、社会、文化活动系统,发生于具体的情景和更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环境中执行特定的功能并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根据多元系统论、描写翻译学、操纵论、目的论等理论获知,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会受到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译者的文化态度、意识形态、翻译目的及目标读者的需要等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由于英汉文学翻译隶属于总体的文学翻译,因而上述关于总体的文学翻译策略的认识应同样适用于英汉文学翻译策略,由此可以演绎假设:英汉文学翻译策略选择也会受到上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通过定性和定量地分析和比较分别由张谷若和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译本中使用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董秋斯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张谷若则主要采用了归化策略,他们在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然后,通过分析比较两个译本产生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获知,两位译者对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他们各自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一实证研究的结论证实了根据多元系统论等理论演绎推导出的假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英汉翻译实践中应时刻根据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来选择翻译策略,在翻译研究中应时刻将对英汉文学翻译策略的探讨与对翻译的环境因素的研究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