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与《礼记》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文献著作,也是研究先秦时期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与《礼记·月令》篇内容几近一致,似出于同一作者同一年代。《吕氏春秋·十二纪》篇成书于“维秦八年”(公元前241年),有明确的时间记载,而《礼记·月令》篇却没有关于写作年代的记录,因此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多引发学者探讨。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十二纪》首篇割裂《月令》篇而成,主要代表人物是杨宽,本文赞同此观点;认为《月令》篇出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篇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郑玄、卢植与高诱等,指出《月令》篇所记官职、时事等与周法不符,系抄袭《吕氏春秋》而为之。但前人对两者的不同只作了简要概述,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笔者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官职、动物、气候、历法及地域概念这几个部分,以更加详细的论证来分析两者间的关系。《十二纪》首篇与《月令》篇在所记官职、动物、气候、历法及地域概念方面差异最大,所以笔者主要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两者所记官职有四十种之多,争议最大者莫非“太尉”,然此“太尉”并非秦时“掌武事”之“太尉”。又“有司”、“司徒”、“太史”、“奄尹”在先秦文献中都有记载,惟不见《十二纪》首篇中“太卜”与“阉尹”。在动物、气候方面,《十二纪》首篇中“候雁、“候鸟”与“凉风”在《月令》篇中记为“鸿雁”、“温风”与“盲风”。此“候雁”、“候鸟”是后人对节气、物候现象进行总结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且季夏纪本为小暑与大暑节,气候炎热,阴不能胜阳,故以“温风”命名,继而仲秋纪处于白露与秋分节,此时阴气转重,形成的气流风应比立秋时之“凉风”更冷,故以“盲风”命名。并且《十二纪》首篇与《月令》篇都是以孟春开始,所用历法为夏正。因季秋纪中“为来岁受朔日”,秦又正是以十月为岁首,就断定此篇为秦制,岂非荒谬,因为秦以十月为岁首时,吕不韦已死十五年。在《十二纪》首篇之“国”与《月令》篇之“邦”的问题上,涉及到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自夏商周至春秋时期,社会的政治形态还处于部落的发展阶段,“邦”字常见,直到战国时期,国家的形态发展成熟,“国”字才不断出现并代替“邦”字。所以《月令》篇中所讲“邦”字保存了更为原始的信息,为《十二纪》首篇以《月令》篇为蓝本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笔者通过以上论证得出结论,《十二纪》首篇并非吕不韦及其门客原创,而是以《月令》篇为蓝本,将其分割成十二个部分,分别配上当时的政令时事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