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界定了律师辩护权的内涵，而后对西方律师辩护权和中国律师辩护权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做了梳理和概括，并从中提炼出影响辩护权发展的因素，从而为分析我国的律师辩护权做了铺垫。文章重点对律师辩护权彰显的宏观价值和律师辩护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微观价值做了深入探讨。律师辩护权彰显的宏观价值包括人权保障，程序公正和相对制度的方法论。无罪推定和程序公正都是从人权保障理论中衍生出来的，二者处于并列地位但它们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无罪推定指向证明责任，而律师辩护权彰显的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微观价值主要从实体正义、刑罚效果、诉讼效率三个方面来考察。在实体正义方面，总体来看，律师辩护权具有积极作用。因为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案件中，律师辩护权具有积极作用，在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案件中，律师辩护权与实体正义无必然联系；在实现积极的刑罚效果方面，律师辩护权具有积极作用；在诉讼效率方面，从短期看，律师辩护权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从中长期看，由于律师辩护权减少了当事人因感觉判决不公正而提起的上诉、申诉等后续程序，因而提高了诉讼效率。但是律师辩护权若过分扩张，将从总体上降低诉讼效率。最后，文章对我国律师辩护权的不足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强化我国律师辩护权的根本途径在于真正认识和认同上述律师辩护权彰显的宏观价值和律师辩护权的微观价值，而它需要具备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揭示了实现强化律师辩护权这一目标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文章只在微观层面上就律师辩护权的完善提了一些具体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