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大都从事人文教化与教育活动。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和更新,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传承愿望,因此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都有许多的尝试。这些尝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尤其体现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之间,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间的激荡、冲突与融合。本文运用哲学、思想史、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即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三位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较深入的研究,重点检视三位先生之儒家价值观、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在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中的显现和影响。本文将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三位先生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其教育思想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从整体上展示这个文化共同体对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揭示其教育思想对后来者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人物的深远影响。论文采取哲学与文化的视角,按照哲学—教育—实践的思路,侧重对三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进行哲学分析,在深入剖析他们主要思想中与教育相关的哲学概念与哲学命题的基础上,再从中提炼出各自教育思想的要义。三位先生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反映了他们的新儒学思想在社会层面的具体落实。论文着重阐述三位先生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坚守与弘扬,彰显他们开阔宏大的人文情怀和打通中西的学术品格。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人心论之基础上的。他的人心论包括本能、理智、理性三重结构,其主要贡献在于从情志的角度对理性的内涵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发,从而强调人的生命具有朝高处提升与向宽处开展的可能性。人的行为不能仅仅是“我欲如此”,而是“理应如此”,理是个“应当”,更是个“可能”。梁漱溟对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所作的深入阐释,具有重要价值。正因为人具有理性,所以能够出于无私的感情而使自己的行动变得自然、高明甚至伟大。梁漱溟的人心论落实在教育层面,对个人来说,就是注重理性的涵养与情志的熏陶,以“使生命成为智慧的生命”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从社会层面来看,重视乡村教育,认为教育既要发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引领文化精神,促使社会不断完善。马一浮在哲学思想上发展了儒家的复性论,认为复性是“汤武反之”的意思,其中虽然也包含恢复人的至善本性之义,但并非简单回归人的本性,而是强调回复的过程,故尤重修养工夫。如提出“仁是性德,道是行仁,学是知仁”,视复性为知与行的统一,把敬置于其工夫论的核心位置,等等。马一浮对宋明理学具有更加自觉的体悟与继承,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可贵的创新。基于其哲学思想,马一浮以“复性”为教育的宗旨,以“六艺之教”为教育的核心内容,以书院教育为实践的形式。马一浮强调,传统经典作为保存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不只是外在的文本,而是与人的内在心性直接相通,由此他指出国学是一门关于德性与生命智慧的学问,儒学教育的真意也随之被重新开发、显扬出来。熊十力在哲学上阐发了“体用不二”的精义,注重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强调其学始于立志,贵在见体。他提出的“反识本心”命题,其重点不在于对本心之善的直接恢复,而在于对本心天性的主动引发和开创。与此相关,熊十力教育思想的根本宗旨是“明示本体”,即通过运用自身之量智与性智,激发出刚健、精进、创造的生命力。熊十力的教育理念融贯在其生命哲学之中,人的生命与宇宙之大生命是一体的,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生丰富的意义,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熊十力教育实践的内在动力出于自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总是保持着对教育的高度热情,并立足于大学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实现他“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的文化理想。三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同有异,在生命教育、人文教育、道德教育与公共关怀等方面,他们有着相同的取向和追求。但由于自身学说所采取的路向不同,他们在教育中选择的方式也不一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以教育为主要推行方式的全方位社会实验,梁漱溟可称得上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马一浮选择了形式十分传统的书院教育,对于事功保持非常冷静的态度,他将儒家学说从制度化的传统中剥离开来,而作为一种精神文明继承下来。熊十力自觉地将西方的思辨方法引入哲学论证之中,期望中国传统哲学能够在现代大学、研究院中扎下根,建立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此外,三先生的教育思想与英国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怀特海的教育理论有相似的内核,中西教育思想可以相通。重伦理、明教化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功能,本文阐发以三位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尊严,引导学生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实现情志的陶冶和德性的完善,这是当前教育应有的理念;发扬三位先生“守先待后,继往开来”的文化精神,不忘传统,吸取精华,用心体悟,自觉实践,不断加强文化主体意识,将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落到实处,这是当前教育应有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