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作为企业间相互竞争最激烈的方式,长久以来一直是资本市场中令人关注的亘古不变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席卷全球的第五轮并购浪潮。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企业并购活动也随之迅速发展。目前,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壮大、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手段。 然而我国转轨经济的特征决定了我国企业并购与西方企业并购的最大不同在于并购中的政府干预。我国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职能定位是一个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命题。该命题的研究对我国今后企业并购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西方企业并购理论难以直接运用到我国的现实环境中来,这使得命题的研究必须具有创造性。 本文从西方传统的企业并购理论出发,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借鉴了新兴的政府治理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框架。 针对西方的并购理论,本文分别从经济学角度、基础理论角度和一般理论角度进行了整理和阐述,作为研究的起点。 鉴于我国政府对企业并购中的行为,是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成因,不了解这一点就难以对企业并购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做深入分析。因此,本文比较了中西方企业并购的历程,分析了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产权制度成因、企业治理结构成因以及市场制度等成因,为目前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对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作出理论分析后,我们自然会问:政府行为导致了何种经济后果?对于政府行为对企业并购导致的经济后果,虽然国内的文献作出过一些规范性分析,但是尚没有经验数据作为支撑。本文搜集了1996年—2003年我国资本市场中的1189起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干预型并购无论从短期超额收益、长期超额收益、财务业绩的单变量检验,还是多因素回归分析来看,都导致了低效率的并购,同时笔者也发现,政府干预型并购低效率的原因之一是在并购后不能及时更换高管层,尤其是业绩较差公司的高管层。 以上述研究内容为铺垫,本文遵循了马克思关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引入了政府治理理论,研究我国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职能定位问题。本文认为,一方面,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当企业并购完全采取政府计划方式时,既难于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率,又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参与企业并购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这是由我国国有经济主导地位、我国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