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严歌苓赴美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在哥大学习期间，严歌苓系统地阅读了欧美和拉美文学经典，并接受了专业的英语写作技巧训练。严歌苓在哥大课程的学习主要包括美国文学和拉美文学，训练任务主要是模仿名著进行创作。在这一过程中，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式”畸恋小说、拉美同性恋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同性恋小说、美国南方哥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畸形人小说，这一类描写边缘人生存和情感的小说题材引起了严歌苓模仿创作的兴趣与热情。　　严歌苓在她的演讲、访谈录以及散文中多次提及纳博科夫、普伊格、奥康纳对自己创作的影响。首先是文学观念的影响。严歌苓接受了纳博科夫的某些文学观念，如文学不是道德伦理的载体，文学写作也不应成为作家道德说教的工具，一切的道德评价应该留给读者。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无法诠释人心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严歌苓也受到了普伊格对同性恋情感态度的影响。她对同性恋的态度和认知从排斥、不理解转变为同情、理解，就与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奥康纳畸形人题材小说中救赎观也影响了严歌苓。一方面，严歌苓否定和批判奥康纳宗教观念中的神学救赎观和强势文化拯救观。另一方面，严歌苓又将拯救的实施者进行了具体化、形象化。她认为现实世界中具体鲜活的人，特别是具有博爱、宽容、母性品格的女性才具有拯救的功能。其次是创作题材的影响。严歌苓创作了一系列与三位作家各自独特性题材相类似的小说，如4部“洛丽塔式”畸恋小说，6部同性恋题材小说，8部畸形人题材小说。严歌苓在这些题材小说中不仅表达了类似或相反的文学观念，还结合自己创作处境和需求对人物塑造、叙事方式、描写特征等具体创作方法进行了恰当的扬弃。　　严歌苓接受上述三位作家的影响原因既有现实的外部环境因素，又有内部心理情感因素。首先是现实的外部环境因素。严歌苓在哥大一直处于半工半读状态，严歌苓对异域环境下华人留学生和移民等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深有体会。而纳博科夫、普伊格、奥康纳作品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又契合了严歌苓转型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想。因此，严歌苓对他们文学观念和创作题材的接受也就水到渠成了。其次是内部心理情感因素。严歌苓幼年时期早恋成年男人的惨痛体验，以及在美受到女同性恋者默默追求和曾身患重度狂躁抑郁症的经历，都是严歌苓接受上述三位作家影响的心理和情感基础。